去到调查局，忽觉那里的人都神秘兮兮的，且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眼光，等了没多久，我便被带到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由不同的调查员轮流向我问话，一连四十八个小时，不肯给我歇息。
我的眼皮沉重得像有千斤重，一闭上就不愿再打开。但他们拿强光照我，直到我勉强将之挣开，我的脑里混屯一片，再也思考不到问题，他们却轮番以相同的问题问我，试探我。
我实在受不了大吼：“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如此对待我？”
“因为我们怀疑你是共产党特务。”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尽管又困又累，我还是跳了起来。但马上就被四支强壮手臂强按着坐下来。老天爷，在国内我被扣右派帽子，怎么到了这里。我又成了共产党特务？
“我说我们怀疑你是共产党特务。”这次我听得很清楚，不会怀疑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了，我气得发抖；想从椅子上跳起耒；但我给哧呆了，就算他们没有按住我，我也没有力气跳了。
爱海波涛（30）
一个只爱读书，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竟然由两个对立政体分别扣上政治黑帽，真是说不出的怪异和滑稽。
老天爷，你为何如此作弄我？
“那么，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怀疑我吗？”我有气无力地问。这是我接受审讯四
十八小时以来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再也没有机会再问问题。我只有回答他们问题的份儿。
但他们的问题真的不知如何回答。像“你来台湾后为什么从未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
“说给谁听呢？被骂的人又听不见。”我答。但我其实想说：“你又不是我的跟屁虫，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又像“为什么你骂国民党专制？”我答：“没有呀，请相信我，真的没有。”心中真正想回答的是：“你们现在的表现，不是专制是什么？”
又像“为什么你从不出席反共会议，又不协助宣传反共？”我答。“我人不够聪明，时间都用在功课上了，对不起。”真正想说的是：“我根本对政治无兴趣。也不懂政治；你叫我去反谁？”
不知道他们又将我疲劳轰炸了多久，我只知道自己又困又渴又饿，脑里一片空白，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他们可是每三小时换一班，换班时也许小寐，也许大吃大喝，总之，他们个个神清气爽。
又不知过了多久，换来了一个高个子说：“还是将这份认罪证书签了吧，省点力气，也省大家时间。”
我想笑，但是时间太久肌肉都麻痹了，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咀。“对不起，我倒是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你到底签还是不签？”
我摇摇头，心知签名等如向鬼门关报到，但如果不签呢？
大个子大概会读心术，很快地将我心里的话接下去。“如果你不签，咱们和你没完。”瞧，这分明要逼我到绝路嘛！
我浑身就像虚脱了一样，再也撑不下去了，对他们说：“好，我签，但我先要打一个电话。”人到绝路，往往福至心灵，但这通电话能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却只有靠上天帮忙了。
他们见我肯签字，倒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被带到电话机前，闭上眼睛默祷，求上苍救我，然后才深吸一口气，伸出几近发抖的手去按电话键。
我打这通电话是打给国家安全局长顾将军的。顾先生原是叔公好朋友前广东省秘书长；美玉谊父丘兴言先生的上司，与谊父情同父子，感情非常好。电话响了三下，我的心也跟着咚咚咚地响了三下，然后有人接听了，多谢老天爷。
当接听电话那位先生听说我有重要的事找顾老，温言对我说：“请等一等，我这就去请示他老。”时全身一松，几乎没摔倒。
然后是顾老先生来接电话，然后是我简单向他说明原委。然后，他亲自赶来调查局，就在不到半小时之内。
他一到便对调查员们大发雷霆，特别对那个大个子，似乎是为首的，骂得尤其凶：
“你 知他是谁？”顾先生说，眼睛钉着大个子不放。
“他是台大医学院今届毕业生，是刚从大陆转过来的”
“什么理由说他是共产党？快讲！”
“因他从不合作做反共宣传。”
“还有呢？”
“还有还有他说我们不民主。”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对台湾本地人不够好，应该厚道些。”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一个姓吴的同志告诉我们的，他们是同学。”
接触到敏感的地方了；顾老不想再查下去。他转换了一种比够温和，但仍是忿怒的口气：
“他只不过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学生，我们政府把他接过来培养，就是因为他在大陆受了太多的苦，有着太多的委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却很单纯的好孩子，却被共产党划成右派，受尽了凌辱，他还算幸运，没有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被投入监牢，或被送去劳改，他千辛万苦逃离虎口，他和他的未婚妻，在香港原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们却来投奔我们，这行动本身就证明他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我们应该疼锡他，而不是去糙挞他，这才表示我们对共党的区别！我们花了不知多少钱，把他造就成一个好医生，现在好了，你们却想将他给鬼门关送去，究竟是谁的主意，快说！”顾老说时，眼睛都红了。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大个子答，但马上觉得不妥，只好说谎园场：“我们并没有要他承认什么。”
我诚惶诚恐地侍立一旁，但心里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窃喜。既然事情看来巳经解决，顾老也不便追究。
我向顾先生再三道谢，由衷的谢意，然后随着他的车子离开，在密室里囚了三天，一到街外接触到头顶白花花的太阳光，头开始感到晕眩。
但不要紧，就算真的晕过去我也觉得开心。
过几天，我和美玉将身边剩下的钱凑齐了，诚心诚意地请顾先生吃饭以表答谢，他在电话那头听见我说请吃饭时只是呵呵笑， 但婉拒了我的邀约。我猜他是体贴我们穷学生的荷包。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高分考取了美国医师甄别试（ECFMG），差不多等于拿到美加行医资格，但我当时并不能离开台湾。
爱海波涛（31）
同年七月，我被当局分派到成功领接受军训，三个月后，被调派罔山空军医院任外科医官。在那里我认识了东莞同乡退役少校吴业求，很是投缘。他待我尤其亲切如家人。
这么多年来，虽屡经挫折，却仍感谢上苍的眷顾。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国外，我总幸运地碰到不少无偿帮助我的贵人，像中山医学院的党书记，像宁厦石咀山人民医院的院长兼党书记，又像帮我来台的舅舅好友高业和现在将我从鬼门关救出来的顾老。
许是我的情路走得太过崎岖痛苦吧，上天安排了在另一方面来补偿我。人生，有许多事是你不能自己操控的，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接获美国纽约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医生的聘韦。但按规矩一定要在服役后留在台湾服务一年才可出境。
是年七月至六七年六月，我回台大医院担任内科驻院医师。薪金不高，每月只有八百块钱。为节省开支，我搬到美玉谊父家里住。
那时台大医生流行收病人的红包，说是代表病人对医生的感谢，我也难免偶尔接受病人的红包，但阿Q式的谢绝那些穷病人的红包。钱谁也不会嫌多，但要我在穷人身上拿好处，我办不到。
当时初出道的年轻医师虽然挣钱不多，但因为前途好，不少富有人家都想招医生为女婿，所以医生们在婚姻市场中非常吃得开，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