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生，来来来！这边坐！”郭嵩焘高兴地说道。
趁着郭嵩焘招呼刘锡鸿入座，林义哲仔细的打量了笑容可掬的刘锡鸿一眼。
刘锡鸿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一张脸呈倒三角形，眼窝略有些凹陷，鼻子很大，留着山羊胡子，穿了一件皮袍子，腰悬美玉，乍一看上去，很有些中国传统儒士的“骨胳清奇”之相。
但令林义哲感到不舒服的，是刘锡鸿的眼睛！
刘锡鸿看人的目光，似乎总是闪烁不定！
这样的眼神表明，他应该是一个善于骑墙之人！
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营垒，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中下层，都这样营垒分明地对峙着。有没有中间路线呢？想在墙头上骑着坐一坐，看看风向的有，可他们在墙头骑不住，风大伴墙的多。
那么哪一派势力强一些呢？洋务派虽然眼光远一些，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也不无道理，但他们毕竟是不安于现实的一派，要打烂坛坛罐罐，要变老祖宗的成法，特别是他们连拐弯抹角也不屑于干，而公开主张以西方为师，认为原有的一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几千年变化不大的国家社会的规章制度，人人都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要革，连娃娃们学些什么也要改动……总之，天下要大乱了，这哪能行呢？那些骑在墙上的人最会察颜观色，上看皇帝老佛爷的态度，下看老一辈人的眼色，他们太容易得出结论了。
林义哲知道，刘锡鸿便是这种骑在墙上的人！
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也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当郭嵩焘从广东卸任，回到湘阴，在家赋闲时，刘锡鸿便观察起官场的兴衰之理来了。尽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务派”出身，投入过团练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抚大人郭嵩焘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奖那些一心为公的好父母官，严惩那些贪腐成性的旧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务派是顶了碓窝子唱戏——人吃亏了戏不好看、费力不讨好这一事实，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能不衡量一下这当中的得失吗？
事实上，就在郭嵩焘复出的前一年，一个渐变的过程便发生在了刘锡鸿的身上。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锡鸿去到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的官邸。这可是当朝一品要员，炙手可热的顶尖极人物，了不得的！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甚至代替幼帝批过奏折，起草过上谕，可以说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见了他也是“老师”、“师傅”的叫，百般尊敬，言听计从。尤其是清流言官们，奉李鸿藻为领袖，唯其马首是瞻。但李鸿藻自己却并不好把自己往哪个营垒里面摆。他对外一向是主战派，不轻言和让，但洋务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爷的话对他来说又是至尊无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会绝对执行。他和另一位帝师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种可以分明往哪一个营垒里归队的重量级人物。他主掌过礼部、户部，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授过工部尚书，有太子少保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他也都任过，可以说没有他没当过的大官。
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李鸿藻府中，便多了一位愈走愈勤的门客刘锡鸿，直到他成为李鸿藻的亲信、心腹！
可也就在这前后，因为朝廷需要懂洋务的人和日本交涉台湾问题，赋闲在家多年的郭嵩焘得以复出，来到京城，有消息（当然李鸿藻是最直接的消息灵通人士）说郭嵩焘将要在总理衙门任职，刘锡鸿得知之后，尽管感到有些为难，但还是立刻决定，和郭嵩焘重叙旧谊！
第四百零四章释归
刘锡鸿熟知郭嵩焘的性情，了解郭嵩焘十分念旧情（否则也不会对左宗棠背地里阴他的事一无所知），于是便主动登门拜望，每一次都不空手，备有这样那样的礼物，并将自己在京所闻不时的告诉郭嵩焘，暗示他还是郭嵩焘的“心腹”和“耳目”。果然郭嵩焘见他如往日一般勤来走动，十分高兴，仍然待他如先前一般无二。
“云生每次来，都给我带些礼物，真是太客气了。”郭嵩焘注意到刘锡鸿带来的礼盒，笑着说道，“不知这一次又是何物。”
“都是些寻常应用的东西。”刘锡鸿笑着从仆人手中拿过礼盒打开，取出了里面装着的东西：一个铜手炉、一副皮手褥、糕点一盒、书籍一部。
林义哲注意到那副皮手褥似是金丝猴皮所制，铜手炉也是方形带有提梁和镂空盖子以及精美雕刻的那种，一望便知出自刻铜名家之手，十分名贵，不由得暗暗佩服刘锡鸿下的功夫之深。
“京城冬日天寒，比不得南方，须当注意保暖才是。”刘锡鸿关切地对郭嵩焘说道，“这两样都是小物件，然却为御寒之必备，上次来郭公处，未见郭公有备，是以自作主张的给郭公置办了一些，还请郭公笑纳。”
“云生如此破费，真是叫我过意不去啊！”郭嵩焘听得心里暖暖的，呵呵笑道。
“郭公客气了，这些小物事，不值一提。”刘锡鸿一边笑着，一边转头对林义哲说道，“不知林大人可有置备？这北方的严寒，不比南方，须得加意小心才是。林大人若是没有，回头我便着人给林大人送来。”
“多谢云生兄挂念，呵呵，来时听得这北地严寒，已然有所置备。”林义哲微笑着答道。
刘锡鸿接着将带来的书匣取出，交给郭嵩焘，“此是徐松龛先生的《瀛寰志略》三刻本十卷，闻郭公欲观此书，故特为郭公购来。”
听到《瀛寰志略》的书名，林义哲的心中微微一动。
《瀛寰志略》是由清代名臣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1844年徐继畲办理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此时他恰遇传教士雅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