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志略》是由清代名臣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1844年徐继畲办理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此时他恰遇传教士雅裨理，得到了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
这部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在介绍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时，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以及大量地图。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它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
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畲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便有详尽的介绍。
《瀛寰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
尽管如此，徐继畲仍不愧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做到了真正从一个封闭的容器当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真正放下“****上国”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外一种文明，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如若当时国人能以此为基础，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但当时这部煌煌巨著，却被许多人视为张“夷”之目而遭到鄙视。
据说，在徐继畲作成的《瀛寰志略》初版中，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亚细亚”之后，他的好友张穆担心他的这一安排可能会触动国内文人士大夫的抵触，因此建议他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的位置加以调整。徐继畲听从了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卷一的卷首，以免被人挑毛病。
就在去年，徐继畲已溘然长逝，而他的这部巨著，虽然经过再版，但在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反倒是日本人识货，将该书翻译到了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发生多有启迪。
想到这部书和徐继畲的命运，林义哲想起前路之艰难，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息。
在“****”的文化人中，徐继畲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而更为不幸的是，连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这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果是新版，云生有心了。”郭嵩焘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的取过书，一边翻看着，一边和林义哲刘锡鸿交谈起来。
林义哲听到刘锡鸿说起这本书的内容，仍多为风土人情奇观异俗之类，于书中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的内容丝毫不予提及，心里已然了如明镜。
刘锡鸿送这部书给郭嵩焘的目的，无非是投郭所好，以达他个人之目的！
“郭公可知，我送郭公此书，乃是为郭公日后可能派得上用场。”刘锡鸿笑着说道。
听到刘锡鸿说出这样一句话，郭嵩焘显得很是惊奇，而林义哲也略感诧异。
听刘锡鸿说话的意思，是朝廷很有任命郭嵩焘为驻外使节的可能！
在原来的历史中，郭嵩焘是因为“马嘉理事件”受命前往英国道歉，并担任驻英国公使的，现在“滇案”尚未发生，朝廷因何要任命郭嵩焘出使呢？
“云生此话怎讲？”郭嵩焘问道。
“呵呵，我昨日从兰荪公处来，听闻朝廷欲任命郭公为驻英国钦使。”刘锡鸿笑着答道，“前日驻法钦使洪陶士来函，称其一人兼任四国使节，力有未逮，且英国与法国皆为欧洲大国，此次台湾逐倭之役，英国所赠之快舰击破日舰，英人不胜居功，陶士常驻法国，少去英国，英人未免认为中国有轻慢之意，是以敦请中国再派德高望重通晓洋务之人出任使臣，专驻其国，以通和好。而这使臣么，众枢臣合议，当非郭公莫属。”
听了刘锡鸿的回答，郭嵩焘和林义哲都立刻明白了过来。
“听闻此次郭公出任钦使，是文博川中堂一意保荐。”刘锡鸿接着说道，“兰荪公言旨意不日可下，我先得了消息，是以赶紧来郭公处报喜。”
林义哲听到这里，已然明白，因为自己的关系，历史又一次发生了改变！
原来的历史当中，郭嵩焘是作为屈辱的道歉专使前往英国的，是以消息传出后，****士子们倍感屈辱，骂声一片，并且声言要对郭家不利，郭嵩焘当时也一再犹豫，想要推辞不去，后来在慈禧太后的劝慰下才踏上了去英国的道路。
而这一次，情况已然完全不同，郭嵩焘不必再背负着“鬼使”的骂名出使，身份也由原来历史中的“专使”变成了“钦使”，和已经常驻法国的钦使洪钧平级，并且还是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地位全然不同了。
正因为如此，刘锡鸿才会如此的前来巴结郭嵩焘！
突然意识到是李鸿藻向刘锡鸿透露的消息，林义哲不由得心中一凛。
想到历史上刘锡鸿给郭嵩焘带来的巨大伤害和对洋务运动造成的巨大阻碍，林义哲突然动了想对刘锡鸿催眠的念头。只是害怕同时会伤害到郭嵩焘，他才没有下手。
对于刘锡鸿，要么不让他跟随郭嵩焘，要么有机会在单独面对刘锡鸿时对他进行强力催眠，有如当年对洪钧一般的“洗脑”！
如果他是一个性格偏执、不易接受催眠的人，恐怕就只有……
在又谈了一会儿，林义哲从郭嵩焘处告辞而出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居所，拟起给伦敦的陈鸿夫妇的电报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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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琅峤，楠港，“富士山”号军舰。
此时的“富士山”号军舰已然修葺一新，舰体仍然按照原来的样子，涂上了白色的涂装。
和原来不同的，是舰上的所有火炮，都已经被拆卸掉了。
但是在“富士山”号的桅杆上，仍然飘扬着日本海军的日章旗。
因为这艘军舰，现在仍然属于日本海军。中国人将这艘军舰解除武装后，交还给了日本，用来运送日本海军的俘虏。
在慈禧太后万寿期间，中国方面为了表示普天同庆之意，决定释放日军俘虏，根据中国政府的命令，被关押在台湾的日本陆军俘虏被陆续释放，乘坐日本方面派来的商船回国，但日本海军俘虏却一直被关押着，没有得到释放。
而在《北京专约》签定之后，日本海军俘虏才得以被释放。而中国方面为了显示友好之意，将被中国海军俘虏的“富士山”号军舰修理完毕解除武装之后，交还日本，用来运送日本海军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