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头。
“比方说……我的日记不让别人看？”
他又点头。
“那斗私批修时，为什么人人都把心底的秘密说出来？”
“哦？你多大？你也斗私批修过？”他问。
“没有，那时我小，我只是听说。但一听说，我就想到了我的日记。我可不想让别人看我的日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改为写两本日记，一本给别人看，随便摆在什么地方，一本则属秘密，天天藏在枕头套里。所以，我总是抢着洗自己的枕头套。”我回答。
符明听后，大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只有眼泪。
“人要有自尊，才会尊重别人。朋友对朋友，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家庭之间。”
家庭之间？我不明白，眉头皱了皱。
“你结婚后，也要尊重你丈夫呀。”他开了个玩笑。
我看看符明，脸一下子红了。符明很英俊，脸上有两道酒沟，深深的，很阳刚。结婚？跟谁？眼前的男人就很不错，就跟他吧！
初恋真是梦，玫瑰色的梦！
那时，符明早已结婚，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还在北大做学生时，符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六人住一个宿舍，三年中同室的五个同学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他就像个哑巴，只和自己说话的哑巴。
那时候，很多人都成了这种哑巴。因为大家都有罪，符明和大家的距离才缩短了。就好像一个好看的人和一个不好看的人随着岁月流逝和年龄增长，当两鬓生出白发，当皱纹爬上脸颊，当牙齿开始脱落，好看与不好看之间的差距渐渐缩小一样。这样，他才有了结婚的机会，才和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结了婚。几年后，符明妻子被下放到外省，派去画毛主席像。画毛主席像？那是多么荣幸的事啊，当时，这种荣幸可以和被毛主席接见差不多！符明的全家异常高兴，幸福无比，这可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受人尊敬的待遇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月后，噩耗传来，符明妻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来，她画毛主席像期间，正巧儿子发高烧，搞得她一天到晚牵挂，画像时走神，竟把主席下巴上的那颗痦子点错了位置。不过，最终她没有进大狱，一年后却生了个女儿。符明心里清楚，那段时间，他们夫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外地，加上那种心情，根本没有性生活，哪儿能生出孩子？！但这就是条件，专案组领导的条件：不和我睡觉？那你就去坐大狱！这是怎样的耻辱！然而，面对可以想见的牢狱生活，符明的妻子妥协了，屈从了。她没有告诉符明，符明也保持沉默。从此，世界上又多出两个哑巴，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
这就是哑巴的痛苦，有苦不能诉。尽管他们并非真的不能说话，但他们只能说：“你吃了吗？”“你吃了吗”是句废话，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吃不饱，但你只能说废话，哑巴只能说废话！
我爱上符明时，他已经不是哑巴了，大家也都不是哑巴了，而那彻骨的耻辱却永远地贴上了封条。
符明不敢爱我。他比我大十几岁，有家庭，但他遍体鳞伤、心是碎的。也正因如此，我更爱他了。
他教女儿拉小提琴。琴声或悠扬，或委婉，把痛苦的心灵沟通了。我告诉他，女孩子真美。他笑了。不知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时，会有说不完的话。他对我讲他的遭遇，我就给他讲我的故事。
“我有一个小秘密，你想不想听？”我问。符明很夸张地看着我，那样子好像在说，哦？小姑娘，你还有小秘密？！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秘密？符明的样子，让我不服气，我于是就自顾自地讲起来。
有一次，我回母亲的老家，见到表妹月儿。月儿说我很美，因为我长在大城市。她拉我和她一起照镜子，镜子只有砖头那么大，我俩脸贴着脸凑到镜子前，镜子里就出现了两个半张脸，我的那边白些，月儿的那边黑些，月儿就羡慕不已，我就臭美得要命。
月儿有个相好的，是同村一个上高中的小伙子，叫大进，长得很壮，总写一些小诗，偷偷塞给她。月儿就拿着小诗悄悄地读给我听：
月儿上来了，山崖亮；
风儿停住了，稻芒喷香香。
月儿每天捧着那张纸睡觉，捧得纸都毛了，字都模糊了。
月儿拉我去湖边，我就默念那首诗。我觉得那是我读过的最美的一首诗。月儿告诉我，她和大进到这里来过两次。月儿指指湖中的水。我的眼睛睁得和嘴一样大，“这里？”我问，我以为月儿搞错了。月儿却红着脸点点头，手又指了指，竟说：“我不骗你，真的，你跳下去试试，什么也不要穿，往里跳，我们就是这样。”月儿的话，把我惊呆在那里。
月儿倒很沉稳，径自脱了小褂、小裤和小兜兜，扑通一声就跳了下去。月光下，她美极了，长长的头发漂浮在湖面上，肩膀、腰肢，还有圆圆的臀部，在碧绿的湖水里时隐时现，泛着幽幽的白光，宛若一条悠然自得的鱼儿，又似掉进了湖里的月牙。我终于禁不住诱惑，也扑通一声跳下去，但我穿着衣服。我比月儿胖，姥姥总说，一个城里的姑娘腿怎么会这么粗！看月儿那么自在地嬉戏，我真想也脱了衣服试试，但我没好意思。湖水真清，月儿真明，湖面上传过月儿表妹咯咯的笑声，我终于下了决心，浮在湖里把沉沉的衣服扒下来，一件件扔到了岸上。一下子，仿佛我也变成了月儿……
在我讲述的时候，符明专注起来，直到听我讲完了，他才长舒一口气，“他们结婚了吗？月儿和那个小伙子。”
“嗯，快了。听我姥姥说，两家正在准备，月儿要到18岁才行。姥姥什么也不知道，她总是对亲戚说，眉儿胆子大，可别和她学。我算什么？月儿胆子才真的大呢。月儿的幸福是她有个秘密。”
月儿说我比她美，我说有爱情才美。我告诉符明这段故事，实际上带着深深的遗憾，我和符明的爱情没有结果。
后来，符明拿到了洪堡奖学金，去了德国，做了一个大概是德国最老的一个物理学博士生。他和他的德国同学站在一起，简直就像来自两个时代。岁月的痕迹，深刻在他的脸上，眼角的微笑里仍闪着难以抹去的辛酸。
符明学成回国时，我已结了婚。
《爱之罪》第七章2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丈夫安小鲁，是在杭州，大学第二年的夏季旅行中。我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他也旅行住在那儿。他是北京人，却跑到广州读书。他说他填志愿时，画了两个半径，一个画到武汉，另外一个画到距离又远一半儿的广州。最后，他选择了吃，他觉得到了广州，他可以天上地下什么都吃。
我到杭州之前，同学就告诉我：“有个北京男生，暑假也要在我们家住。你知道吗？他可不是普通的北京人，《我们》杂志知道吧？他可做过主编！”
北京人我见多了，这可吓不倒我。我心想，不就是个杂志吗？那杂志我读过，总喊些青年人的声音，编委多是些有名气的年轻作家、诗人。安小鲁？我怎么没听说过？！
天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主编大人？！第一眼看到安小鲁，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作家、诗人联系一起，即不潇洒也不深沉，20岁刚出头，穿得皱皱巴巴。整个一个六必居酱黄瓜！
安小鲁也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一个学历史的，还是个女生，一定乏味！第一眼，他就把我定位了。
“你怎么没有带眼镜？”他问。
“我凭什么带眼镜？”我白他一眼。
“看那么多‘之乎者也’的书，不废眼睛？！”他哼了一声，嘲讽地说。
“我学世界史！”我鼓起了腮帮子。
“噢，可外国语也有‘之乎者也’呀。”安小鲁看看我，扑地一下笑了，简直就是挑衅！
“你倒是没带眼镜，可你的眼睛也不清爽！”我气愤极了，转身不再理他。
年轻就是这样，绝对的印象主义。其实，安小鲁也并非真的那么糟。如果他梳个分头，穿件藏蓝色中山装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