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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1 / 1)

>椎母改赶嗉倘ナ溃=夥藕螅渡砩缁嶂饕褰ㄉ瑁谇砗;党У惫导渲魅危牢思都际Α?980年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他曾经当过县四届人大代表、县委委员、五届政协委员、省劳模,1995年获中国侨联颁发“赤子功勋”荣誉证书。他有四个儿子,如今子孙满堂。子孙有从事贸易工作的,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他们家还在琼海市开了一家“金海五交灯饰商店”,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中上等的。1999年,澳门回归,王老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华侨,兴奋之极,拿出家底招待全村200人痛饮一场。王老前几年病逝,但他的儿子们将父亲一生奋斗所获得的奖章和照片,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特别是父亲的结婚证,让我们见到都很感动!从照片中看得出王老的老伴儿年轻时是个漂亮的湖南妹子。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7)

刚与这大家族合完影,王云峰的孙女王凤丽就来到我们跟前,准备领着我们一起去见她的奶奶阿莲。看来,琼海籍的南侨机工们及后代、家庭之间相互来往,彼此都很熟悉。

汽车沿着一段乡村的狭小泥土路行驶,最后停在村后的一个山坡上。眼前的村庄,是一排排整洁的平房。我们一行带着鞭炮和水果礼品,走过一段小小的村路,来到已故的南侨机工王云峰的家。

王云峰之子王诗琼,今年已有六十多岁,从琼海市印刷厂退休后,就在农村的家里精心地照顾母亲阿莲的生活。他性格内向而腼腆,不善于交流,为人正直而诚实。他母亲阿莲告诉我们,王诗琼的性格随父亲王云峰。看到他对母亲照料得这么细致,王诗琼真是一个孝子。

阿莲的孙女王凤丽已成家,和丈夫一起刚刚开办一家私人小企业。

阿莲老人今年也已80多岁,耳背,腿脚行走也不方便,日常要靠儿子帮助才能走动。但她的眼睛很好,她知道我们是客人,专程来看望她老人家,高兴地朝我们点头微笑。

我将来意告诉王诗琼及家人:

“我去年在父亲的档案里发现,1951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任职简历中,有我父亲亲手写的一段内容,论述他抗战时期在印度的证明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王云峰。他们曾经在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一起共事,后来参加中国驻印军,在印度炮四团;解放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虽然他们已不在世,但父辈相同的经历,以及由这段历史所产生的特殊情感,总是驱动着我,希望能够早日见到你们。今天终于见到了,特别是阿莲大嫂。”

王诗琼有些激动,从家藏中取出父亲存下的唯一一块“抗美援朝”纪念章,并告诉我,抗战时存留的一切东西,“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光。

因为战争,给这个家庭留下了许多悲欢离合而传奇的故事。六十多年前的往事,王诗琼一幕幕平淡而真实地向我道来。

王云峰,1916年生。1934年在家乡琼海乡村与阿莲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1936年,王云峰从海口漂洋过海去了新加坡。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妻儿老少在日寇的枪口下挣扎,这一消息传到南洋,激起了爱国华侨和热血青年的抗日烈火。1939年8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王云峰参加第九批回国服务团,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在滇缅公路上投身抗战运输。1942年5月惠通桥炸断,从此滇缅公路中断,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他生活无助,便应征到印度参加抢运援华军火,最后转入中国驻印军炮兵团,在印度兰姆伽整训,后参加缅甸反击日寇战争。1945年他从印度回到国内昆明,后调贵州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工作。抗战胜利后,编入国民党炮兵团,后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受伤回到祖国养伤,同年复员回到海南琼海家乡。

1939年海南岛沦陷后,妻儿从家乡到新加坡寻找王云峰的下落,杳无音信,最后妻子只好与一位善良的乡侨成家,在新加坡生儿育女。而王云峰的母亲也以为王云峰已牺牲,便在1942年按海南家乡的习惯为他修坟、立神位,没有想到1952年他却活着回到家乡,从此,家乡流传他是死而复活。当改嫁的妻子最后得知,王云峰竟然还活着,并且已经回到了故乡琼海,痴情的阿莲便带着新加坡的孩子们回到了王云峰的身边。这就是被人们诵传为“破镜重圆”的传奇故事。

报效祖国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华侨。其中,瞒着家人改名应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2006年10月7日上午10点,在谢老儿子的引领下,我来到海南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在一栋低矮的海南老式瓦房内,见到了这位87岁的老人。谢老戴着一副老式花镜,拄拐杖行走,虽年事已高,但身子尚很硬朗。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他对往事的回忆滔滔不绝,仿佛是在昨天发生的故事一样。

谢章农,1919年出生在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34年跟随母亲南下漂洋过海和父亲团聚。谢章农因家境贫困,年幼时便被迫自谋生路,此时通过亲人介绍在新加坡长泰街的一家书店打工,当一名售货员。谢章农的真名叫谢锦善。他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尽管豪情万丈,热血沸腾,但年轻的谢章农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传宗接代,父母是绝不会同意他回国参加抗日的。于是,他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谢章农。因为所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 一切如愿以偿,谢章农参加了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谢章农让姑妈替自己向父母告别,姑妈抱着他痛哭了。他对姑妈说:“我这一走,等抗日胜利了就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要是不能回来的话,父母就权当没有生过我这个不孝儿吧!”

1939年8月14日天刚蒙蒙亮,谢章农就和五百多名机工一起,从新加坡乘坐“丰庆”号轮船出发了。在甲板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歌曲。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8)

8月23日到达云南昆明。训练结束后,谢章农被分配到短途运输队,负责从昆明运输桐油等到下关,再从下关把军用物资运回昆明。“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谢老这样概括当年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情形。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经过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一路上的悬崖陡坡险谷,处处都是“鬼门关”,车毁人亡的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有一次他亲眼看着一辆装满油料的车,因为急转弯的时候轮子打滑而翻到悬崖下去,在坠落过程中车辆打了约十个筋斗才摔到悬崖底下。他自己也有一次踩急刹车时车子差点摔下悬崖,幸亏旁边有一个土坎挡住了。他下车来一看,大半个车头都已经伸出悬崖之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样的路况下,司机们还得时时小心日军的轰炸。在运输途中,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看到汽车就投炸弹,很多司机就这样惨死了。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工们还是毫无畏惧,为祖国的抗战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一些有文化的机工还谱写了一曲《马达进行曲》来鼓励自己和机工兄弟们。

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如今87岁的谢章农和儿孙们安静地生活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95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谢老颁发了《荣誉证书》。当年回国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只有少部分回了海南。回海南的这些南侨机工中,很多已经去世。他非常想念这些一起战斗过的海南籍南侨机工。

当我回到北京制作他的录像光盘时,谢老在录像带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当年我们从南洋回来,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我对国家的贡献不大,能活到今天,无怨无悔。”

到2006年10月,海南岛上还健在的南侨机工,仅有三位,他们是谢章农、黄迎风和吴惠民。黄迎风老人,与我父亲有相似的经历,同是海南文昌人,同在马来亚太平埠,同赴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最后反攻缅北日寇而胜利回国。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这一天,我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北街3巷,找到了已有92岁高龄的黄迎风(别名:黄万全)老人。当我见到这位老机工的时候,他已耳聋和口哑,无法与我们直接沟通,只是通过女儿和儿子,将他的故事转告给我。还好,黄老是个有一定文化的南侨机工,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把自己回国抗战的经历写好存放在柜子里,“文革”中的一些相关档案也都一一保留。据他儿子说,他现在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进行简单的交流。当我在纸上写上“西南运输处、芒市、遮放、保山、腊戍”时,黄老的眼泪不禁潸然落下。他并没有遗忘这些他曾经洒下热血的地方,也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为了不让他过于激动,我终止了与他书写对话,把话题转向其儿子和女儿。

黄老的儿子黄良慈,今年46岁,是一位下岗的农机厂工人。他将父亲存放在柜中的照片和手写的资料全部放在我的眼前,其中,一份15页方格纸、由黄老亲自手写的抗战回忆录,吸引了我。

黄迎风老人在他的抗战回忆录中,开篇即这样写道:“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归国抗日的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机工,名为黄迎风,又名黄万全。现年已过古稀,是东方县农机厂的退休工人,我在这日暮西山的余辉里,与儿孙们共享和平年代的宁静,美好时光,安居乐业的生活。看到我下一辈这么幸福、欢乐、无忧无虑地工作与生活,我常常禁不住地想起过去,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那抗日时期救国救难的岁月,想起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虽然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但岁月的变迁,却磨不掉那往事的记忆。”

不难看出,黄迎风老人是一个有文化的南侨机工,在十年前就用文字写下了自己难忘的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的史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回忆录中,他是这样描写回国前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的:“为了建成滇缅公路这条运输线,祖国当时紧急号召海外侨胞,凡有开车与修车经验的青年机工,愿意者归国服务,共赴国难。这是海外赤子报国的机会,这是考验侨胞是否爱国的试金石。果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侨胞机工报名者愈几千人,我与公司的另一名司机何启富报名时,落在第七批回国。

“在报名前,我也有过深深的思考:(1)我这一次去,便是切断了我目前满意的工作与生活,将来不可能复得,万一有失,家庭由谁管?国是五亿人的,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不见得要兴亡;而家是我一个人的,无我不堪设想。(2)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存,即使是国亡后家尚存,也只能当亡国奴,有何幸福?(3)我爱国吗?眼看着祖国沦陷而无动于衷么?我贪生怕死吗?只想到个人的享受吗?不!经过深刻的思考,我认定只有打败敌人,才能救国救家,所以,我决定报名归国抗日。南洋生活虽好,但我的心已为祖国患难所占据,能为祖国开一车士兵上前线抗敌,能开一车军火上前线杀敌,不也是英雄么?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9)

“公司为我们二人送行,专做了二枚纪念金章,大家都勉励我们要为祖国立功,要为侨胞争光,最后挥泪而别。”

这就是一个爱国赤子的情怀。他的思想,同样也代表了3193名南侨机工的思想。

黄迎风老人的回忆录还写道:“1939年秋天,我们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处不久便到后勤部汽车第三团第八连,驻地在贵阳唐家山。

“1940年日军占领南宁,想攻我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反攻,集中动用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生死的搏斗,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这次胜利却让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了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之精神,交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1942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我从汽三团八连被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与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购物也是如此。由于早年我在新加坡专学英语,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应用,实在令人欢喜。有时,遇到印度华侨,他们都是广东、福建人,我也能说通他们的乡土话,因此,全团官兵对我非常尊敬、热情及友好,团中提拔我为三级英语译员,领校官驻印军的津贴。我这一特长能被器重,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坐在我跟前的黄迎风老人,静静地看着我在阅读他的回忆录。这时,我抬头看到黄老发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黄老的女儿,给父亲递上一块纸巾,轻轻地擦去脸颊的泪痕。可以想象,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黄老的记忆已经回到那遥远的滇缅公路、印度和缅甸战场,回忆着战火纷飞的中缅战场。那儿,有战友倒下时的悲痛,也有胜利时的喜悦……

陪同我而来的妻子张符山和妹妹符月、同学饶丽敏,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

3193名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在滇缅公路的抗战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机工,就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述不尽。

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侨机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位与我父亲的抗战经历非常相似的海南籍南侨机工,他就是谢川周。他和他的哥哥谢森周,兄弟俩就是瞒着伯父,参加第八批的回国机工服务团,在滇缅公路进行抗战运输。兄弟俩抗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一片赤子情、爱国心,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到国内抗战的海南籍机工有罗开瑚、谢川周等上百人,而海南万宁籍机工谢川周和我父亲,却是同在太平埠“合美”咖啡茶室打工谋生的海南同乡,回国后又同分配在第九大队26中队。他们都到过缅甸仰光和印度兰姆伽,有着相同的抗战经历。抗战胜利后,命运安排父亲继续走向内战,随炮四团参加鲁南战役,最后投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随后,他又参加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曾经是我们抗战时期的盟军——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死较量,三年后带着美国人留下的伤痕,回到了故乡海南岛,最终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谢川周叔叔,选择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后定居芒市,生活曲折艰难。抗战胜利后,他在云南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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