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有机工登记证，统一的服装、棉衣等。
问：出发时侨居地的华侨反应如何？
罗：在太平，很多人送我们上火车。到了新加坡码头，那种热闹的场面不得了啊！整个码头，到处都是人。我姐夫也前来送我。
问：回国的线路？
罗：从新加坡乘船到越南西贡上岸。1939年7月27日到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的训练所接受训练。
问：训练内容？
罗：列队、出操、讲话，完全按部队的方式。
问：集训完您分在哪个队？
罗：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二中队。编制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补充中队。现在芒市的刘传授就是我们补充中队的队长。
问：回来后还与两位侄子在一起吗？
罗：没有，训练完编队就分开了。
问：何时开始出车？
罗： 1939年10月。因我们训练完后暂缺车辆，待新加坡南侨总会捐助了一百多辆车子过来，我们就到缅甸腊戍接车，及时装上物资，就开始了滇缅路上的运输。
问：与您在一起的南侨机工，海南人多吗？
罗：我们队里三十多人是海南人。从分队长、中队副到队员，虽然我们在路上很辛苦，但停下来聚在一起就很愉快。
问：回来后生活上适应吗？
罗：刚到昆明时不适应，后来沿途都开了咖啡店，还有卖咖哩的。
问：当地人对南侨机工的看法如何？
罗：南侨机工爱打抱不平，当地百姓对南侨机工的印象不错。举个例子，当年的云南王龙云部队的士兵欺负一个经营“新时代”咖啡馆的店主，他告诉我们华侨，我们十多个人去找他们评理，那些卫队巡警知道华侨来了都跑光了（笑）。我们华侨对老百姓讲信誉，不欠债，百姓对我们的印象是好的。
问：在滇缅路上都运输些什么物资？
罗：机油、军火、平车炮等，出口的几乎都是桐油。
问：这些物资运往何处？
罗：当年西南运输处有几个大仓库，我们往返于缅甸腊戍、龙陵和下关之间。
问：回来后看到滇缅路上的险境害怕吗？
罗：这个在国外就有准备了。回来就不准备活着回去了，对于死是不在乎的。第一次飞机来炸昆明，我们也坦然对待。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惠通桥我都碰上，开始惠通桥下午三点钟才放车，后来炸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问：把生死置之度外？
罗：是。
问：惠通桥被炸时，抢运物资是否特别紧张？
罗：当然紧急，各自的车子都装了很多货。我刚过桥，到老鲁田段桥就被炸。我一生都是幸运的。
问：日本飞机轰炸保山您知道？
罗：我在。我们在一山口煮饭，飞机飞得很低。天黑，我们进城，在南门看到很多烧焦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呀！第一次闻到人被烧焦的味道，的确难闻！
问：知道中国远征军吗？
罗：知道，大部分是我们南侨机工驾车送出去的。
问：驼峰航线开辟，有部分南侨机工到印度您知道吗？
罗：知道，庄镜波等好多老乡，分两批到印度汀江机场，后来的一批更加艰苦，到印度兰姆伽，就像与我同一批回国的陈邦兴、谢川周他们。
问：知道华侨互助会吗？
罗：知道，在昆明。
问：机工复员一事呢？
罗：1947年才知道。1946年开始登记时我不在昆明，1948年最后一次复员我在下关，来不及了。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3）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做何工作？
罗：一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
问：您认为现在还需要发扬南侨机工精神吗？
罗：当然需要！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民族的那种觉醒和凝聚力，让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敢小看我们。华侨的爱国热情更是少见。那种精神，永远需要。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国家要宣扬，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永远倡导的！
一次不寻常的访谈；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华侨华人；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记得我在一本史书中读到，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南洋各地后，对华侨“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的活动分子，陈嘉庚的追随者，还有就是海南人——被认为有问题的华侨立即拉去枪决。
南洋华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可谓付出了巨大牺牲！
遗孀想走滇缅路
2005年8月下旬，由云南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走滇缅路”活动，在昆明西站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前举行发车仪式，场面热烈隆重，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在读到其中一段：沈桂英向记者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她丈夫和滇缅公路的那段不解情缘。沈桂英的丈夫叫李大勋，三年前在昆明去世，享年83岁。沈桂英还告诉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勋和其他南洋华侨青年一道，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从海外归国，参加到了抗战之中。抗战期间，李大勋在云南驿机场开汽车，专门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她和李大勋在滇缅路上相爱，后来，她丈夫还将她接到云南驿小住过一段时间。那天她路过省交通厅门口时，看见很多人在那里，上前打听后才知道都是重走滇缅路的。沈桂英红着眼睛对记者说：“要是能早一点知道重走滇缅路活动，我一定会来参加的。提到滇缅路，我总会想起他。”简短的一段文字，留住了我的视线，勾起我对他们点滴的记忆。
李大勋夫妇是父亲生前常来往的同乡之一。
李大勋、李大林兄弟俩同为南侨机工，海南琼海人。他们的父亲早早地就离开家乡到泰国，待到回家探亲时，带回同父异母的男孩李大林。一年后，生下又一男孩李大勋。
年少时，兄弟俩一起随叔父到马来亚新加坡埠南奥汽车厂学技术。1939年3月又一起报名回国，服务于滇缅路上。抗战胜利，哥哥李大林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回到新加坡，弟弟李大勋与妻子沈桂英留在了云南昆明。
印象中，李大勋言语不多，而他的妻子较善言谈。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想重走滇缅路的机工遗孀，我特地前去拜访她。已80岁的沈桂英老人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敏捷的思维，清晰地梳理起记忆中的往事。
1941年起，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常拉警报。当时，年方16岁的沈桂英经同学母亲介绍认识了机工李大勋。一见面，她就被对方潇洒的气质吸引了，为之怦然心动：西装领带，铮亮的皮鞋，梳洗整齐的头发。最吸引她的，还是同学母亲对他的评价：“勤恳，能吃苦，一套行李就是他的家，经常工作在外。”
沈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