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