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也算是学校里一个“人物”，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此外我还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伙伴。当年每逢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曾组织球队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到郊外去游览参观。到了傍晚，大家又会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我们的友谊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被称为一群“快乐的狗兄弟”。连家长之间也常有往来。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考上大学，但到了假期还要相会，照样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随着岁月增长，友谊变得更加成熟牢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七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帮陈校长从一位企业家，我初中的同学那里募到一笔款项，给当年校庆添加一点兴奋剂。陈校长认为我在校友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得知我“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活，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起初，我只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查阅学籍档案，伏案抄写。还好，虽经过“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学生名册、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都记录在案。而建校初期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解放前的一份旧校刊中找到。唯独缺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名录。我后来找到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反复核对，还是缺漏、谬误不少。但总算有了一份建校以来较完整的《校友名录》。校友们看到它都异常兴奋，一边翻阅，一边不停地谈论起同班同桌的你我。有的还了解到自己祖辈、父辈或子辈、孙辈的同窗好友，了解到自己的亲属是一中哪一个届组，哪一个班级的校友。外地校友得知后纷纷来函索取。甚至有一位台湾校友，后来在台湾办退休时，因实际出生年份与户籍记录有出入，看到《校友名录》便想到从母校的学籍中找到有关他出生年份的证明。我感到十分欣慰，自己种出的果实，有人这样喜欢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虽然最后一年，母校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痛，我还是感激她前五年给我的快乐成长。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当时学校里又没有一位专职人员来搞校友工作，校长逐渐把筹办校庆的事交到我身上。一个人要是没有兴趣的做事会很难奏效，即使鞭子在背后响动，行动仍然十分迟疑。一旦有了兴趣，就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开始参与了校友总会的筹建，负责与各地校友间的通信联络，寄发各种有关材料等等，尤其以搜集校史馆和校友的成果资料最为艰难。
母校向校友征集成果资料的通知，已经寄了一拨又一拨，回馈的为数不多。我想，一方面是有的校友过于谦虚，另一方面邮寄资料确实麻烦，有些材料可能一时找不到，有些必须去复印，还要包装，要去邮寄，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个人照片也未必有现成的。我请示校长后，决定采取登门征集的办法。福州厦门是省内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大学里头，人才济济，一定会有收获。校长同意我的方案，我便开始出差。白天找人不易，就利用晚上到校友的住处去“拜访”。校友们都很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有的像欠债似的，马上翻箱倒柜找资料，嘴里不停地说抱歉。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为母校，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校友在工作事业中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作出贡献获得成绩，有了成果，应该向母校汇报，并视为一种义务。这不是为自己出名，是为母校出名，给母校增光添彩，给学生树立榜样，是教育下一代的好教材。还好，校友中不少人是我以前认识的，或通过我那群“狗兄弟”拉上关系的。大家见面不说客套话，总是大力支持，有的还主动提供不少新情况。从“已知”的又扩大到“未知”的。短短的几天，我已囊袋满盈，收获不少。
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材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回到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我看到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乏佼佼者或在单位中挑梁顶柱的。我为母校感到骄傲和兴奋。他们中有我同班、同届的同学。一些人当年因种种原因上不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只能从事一般的职业。自从改革开放，国家重视人才，有些人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倒是个别当年被推到重点大学去的，却名不符实无所作为，有负名牌学府的声望。可见如果是一颗明珠，虽被秽物覆盖，只要擦洗，还能发出光辉；如果是一粒卵石，即使涂上颜料，也终有退色的时候。此外更应该庆幸的是我的一些学兄，1956年以前高中毕业的校友。他们当中一些人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按1957年以后的政治标准，恐怕是难于上大学的。现在那些人在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为国家作出贡献。一步之差，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与校友接触中最令我尴尬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校友会问我：“你在学校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平民一个，还是借用的，大家又不相信。我虽不介意，也一点不脸红，我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工作的效果，这才是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但是后来在公开场合，有热心的要把我介绍给校友，感到有点难说出口。如果我是一个“官”，介绍的人会十分自豪而且响噹噹地对大家说：“这是母校的×；×；长。”于是大家鼓掌欢迎。可是我什么都不是，他又担心我脸上无光，大家对我不热情，影响我开展工作。也许一般人总喜欢把职位与一个人的能力挂钩，认为官越大，本事越大。派来的人职位越高，越体现事情的重要性。我却自嘲说：“做官的不用办事，办事的不做官。重要不重要，就看大家的支持啰！”后来也许是我“抛头露脸”的次数多了，校友们逐渐认识我，就不再有这样的“偏见”。
筹办校庆，展示校友的辉煌成果是个重要内容。资金又是另一个大问题，所谓“有钱出钱”，指的是个人经营搞得好，经济收入较宽裕，愿意为教育事业作一点贡献，为母校慷慨解囊捐资助教的事。一方面他们的热心和愿望得以实现和寄托，另一方面母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对学生同样是一个榜样，一种教育，这本身比钱更重要。但当时国内经济还在起步当中，许多人都建议要争取海外侨胞的捐助，说外地一些学校就是靠这方面发威起来的。议论一通而已，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出去，海外有多少校友，他们在哪里？学校领导更是顾虑重重，一旦达不到目的要招大家唾骂的。我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有一次到厦门征集校友资料，找到我的一位“狗兄弟”胡明辉教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几个国家，见多识广，帮我想到法子。提议发挥我这“非官方身份”的作用。组织一个民间校友访港团，自费赴香港联络校友。他这人是说到做到，立马行动，很快就通过一位在香港中旅社当副总裁的校友为我们办好赴港手续。我另一位“狗兄弟”孙礼元当年正派驻香港任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一套刚装修完毕的住房供我们使用。陈荣春校友，当年也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依靠他们俩的鼎力支持，为我们牵线搭桥，联络到不少乡贤、校友，积极争取他们为一中捐资办学。后来能有一座科学楼，就是多亏陈荣春校友出面做港胞曾纪华先生的工作，才得以实现。
在香港，白天我们必须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或出去拜访乡贤，晚上则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校友。通过校友间相互转告和提供线索，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竟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还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非常大。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便到县教育局撤回“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七十五周年校庆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特别要提到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那时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我决定给那里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可见一斑。此外还要感谢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帮助联系众多校友，提供多种信息，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牵线搭桥。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该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我只是当中普通的一员。
校庆过后的善后工作仍由我来处理。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一一答谢，不能有任何疵漏。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日常工作中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是主要事项。只要有地址，我会把每期《校友报》都寄到校友手上。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激，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封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每逢新年，我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都是一根根丝线牵连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许多远道回乡的校友，都想到母校来走一走，看看母校的变化。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要作好安排，挂上迎接的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
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