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仍然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在人生岔道口
1960年10月，国民经济出现危机，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着牙，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任人宰割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学区党支书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导至三年“困难时期”。教育部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的“下放”人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我所在学校，一位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干部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个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堕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为了活路，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毫无办法。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脚下是个无底洞，不知何时才能落地。周围的人都已“下放”，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转眼到了八月底，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到，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我是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个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他们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年“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然而不久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排除障碍，任何事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跟着复活了。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
1962年10月，我又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生去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我把一切时间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终于把各门功课都准备就绪，满有把握地站到起跑线上，又一次等待参加“高考”竞赛。
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走到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要吞噬。“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如果我不报考，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考虑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走，却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活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教育学生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虚构，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我为此苦恼，感到力气花在不当的地方，难有成效。一个人的聪慧本来就是相对的，在一个方面他是天才，在另一方面他可能是苯蛋。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就有成就，勉强从事不适的工作，就可能徒劳无功。我的特长应该在科研方面，看看过去的同学，有的已分配到科学院，有的在读研究生。我感到自己远远地落在后面，而在中学里我至少也是和他们并驾齐驱的。想到这些，我的心老是不能平静。不管这种想法是不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我首先考虑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科学事业贡献青春，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智慧。
1964年2月，经历了一学期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我下决心孤注一掷，付出真正的代价和牺牲，如此才是一个有理想有奋斗的青年。我又开始争分夺秒复习功课。为了防止动摇，针对过去的软弱，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估计到“落取”后可能遇到的几种后果，也写出不投考将一生苦恼的警钟。决心之大，以为是不可阻挡的。
5月17日我带着一份早就准备好的“退职申请书”到县文教科找人事股长。他看到我先是轻蔑地笑了笑。当知道我的来意后又说，“我可以接受你的退职要求，至于盖章证明去报考的事，找你们街政府去办吧！”我到街政府找文书，他说我的户粮关系不在那里，他们无权给我盖章开证明。他的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又去找人事股长，他不理睬我。任凭我苦苦哀求，始终无动于衷。我急得跟他吵起来，但是没有用，大印在他手里，拿不到介绍信就不能去报名。我气急败坏，毫无办法。
亲友们知道了，一个个出来劝阻，父亲更是气极了，各种可怕的说法冲着我。是的，即便让我去报考，天知道人事股长会在背后搞什么花招，我的个人鉴定还要经过他这一关。而政治表现在那时仍然是重要的。我恍恍惚惚过了好几天。当一个人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的希望就要破灭，这跟遭受“开除”的打击差不多。我又象患了一场大病，周身没有一丝力气，眼看报名期限一天天迫近，我还找不到出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努力上进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再一次感到个人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不是自己的动力不够，而是人为的阻力太大。我这种不合潮流的进取，在别人眼里很不乖巧，是愚蠢的举动。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人生为何这么多舛？难道命里注定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只好又一次宣告自己的努力失败。
我常常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