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一个人能否有成就，跟他的心力、情操，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社会最为重要。勇士加理想还不能成为英雄，要靠宝剑，要靠战场，所谓“时世造英雄”。一个社会所推崇、允许和纵容其发展的东西，就容易有成就。反之，受到压制和反对，就很难得到发展，最终还会被埋没。能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努力抗争，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世与他们后来的名声很不相称。在他们成名的时候，也许自身已看不见。伟人都是先知先觉，他们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与人群是不相容的。待到人们感知他们的真理时，生命已不容他们存在。所以历来统治者得到眼前的利益，革命者则得到未来的芳名。而世上有雕成英雄的石头，有湮灭海底的珍珠。幸运的石头只有几块，倒霉的珍珠却是无数。
古往今来，文人多蹉跎，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惨遭腐刑，杜甫潦倒一生，白居易放逐千里，五柳先生则隐居山林。凡此种种，可见世上原来就不公平，只有那些无爱于人类的奸诈小人在飞黄腾达。
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被校方否决了。后来凭借招生考试，我还是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阳光灿烂，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有幸得到我的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三个字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会“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喜欢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乳房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怪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句句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里，我终于有一段难忘的回忆。这一段回忆曾经登载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
二、人生转折点
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级，离大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数理化基础好，报考理工科是无疑的。我的理想是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我尤其喜欢化学，它简直象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变幻莫测，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经读了不少化学专业方面的书，还在学校化学兴趣小组里成功地做过几次实验。我的化学老师陈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师。她终身未嫁，一心一意献给她钟爱的化学教学事业。她提问学生的方式也十分特别，总是按学生座位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今天问几位，下一堂课接下去再问几位，使你有了思想准备，会更积极去学习。不够，有时也会突然变个花样，从最后一位倒着数提问，或从中间某位开始，再顺着号或倒着号提问。课堂上既不紧张又十分有趣，同学们都能自觉地提前复习好功课。也许是因为她，我才最终选择化学专业。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她就被调到大学去任教了。
大学是神圣的，是决定一个人终身事业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是离不开它的。那时更是踌躇满志地期待着走进去的一天，满有把握地准备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标迈进。
然而，现实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条艰难坎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道，令我遍体鳞伤，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转折点就起因于当年的一场政治运动。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提出曾经使当年文艺界出现过少有的繁荣。人们带着解放初那股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继续寄于极大的热情，畅所欲言，推陈出新，无所顾忌。但由于许多肺腑之言切中时弊，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场不可避免的反击开始了。《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论文章。1957年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拉开反右斗争的序幕。后来又被严重地扩大化。乌云密布的天空随即给人带来不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更是以“善于破坏一切”的姿势把一片生机盎然，正在争妍斗艳的百花，瞬间打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只见可怜的花瓣飘散在泥土里任人恣意践踏。一个出尽风头的艺术家顿时成为垂头丧气，被人吆喝着的“四类分子”；一个才华横溢，经常出入社交场所，“红”极一时的青年干部刹时跌落下来，滚到泥坑边去挖粪土，跟那些“不纯”的人呆在一起；一个聪明过人的大学优等生被打成“右派”后，成了疯子，流浪在街头，被一群无知孩子追赶着，戏弄着。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这，到底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中学生，当时还很不理解，只是感到可怕。
一天，“当当当，当当当”……急躁的钟声惊恐地响彻校园上空。同学们停下手中的功课赶到操场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于演讲的洪老师被人连推带拖地架到台上去。几年前他在那里精神抖擞、幽默风趣地给大家讲《我的儿子》。那天却狼狈不堪地站在一边，在宣布他为“右派”之后，立即被捆绑起来，被永远带出校园。听说仅仅为了他在会上说过几句逆耳的话，竟遭到如此严厉打击。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不等于是对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我开始感到周围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但毕竟这是社会上的事，是长辈们遇到的，跟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错了，紧接着在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当中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延续。
1957年12月15日，学校召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大会”。会上那极富挑衅性和鼓动性的言词，把每个人都震憾了。简直是采用一种“诱蛇出洞而后捕杀之”的阴险手段要来对付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也可以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教唆大会”。那天四周黑沉沉的，灰浓灰浓的天空弥漫着厚重的水气，仿佛伸手抓住一把就能捏出水份来。大约害怕老天爷发怒，只好把一千二百多位学生都拢到一间狭长的草房里。生管主任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才把秩序整顿完毕。几声“安静”之后，校长出场了，可惜没有高台，他那十分宽大光亮的额头和两边刻着阴沉皱纹显得有点突出的嘴巴，通通看不清了。只是从麦克风里听出他的声音异常激动，知道他在执行一个十分神圣的使命。
“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反‘右’斗争取得空前胜利。为了进一步开展全民性的自我教育运动，配合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校长才讲了几句，下面开始憋不住了，这黑压压的一片，散发出的热量，使草房里的水蒸气浓度迅速增加，以至缺乏足够的氧气。一时咳嗽声，拉衣襟拿课本煽风的沙沙声，互相低语的切切声，还有挪动椅子的碰击声，汇成一股奇特的噪音，把校长的动员令给搅了。生管主任不得不站起来吹哨子、喊“安静”。校长的话又渐渐清晰起来，“……这次我们到福州几间中学去参观，他们那里开展得很好，学校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连教室走廓的柱子上都是。写的内容也很深刻，很大胆。我这里抄了几条念给大家听听：‘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肃反运动杀人如麻’，‘×；×；×；是秦始皇再世’，还有‘共产党万“税”’，税收的税……”
这下新鲜了，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校长似乎很满意他这些材料产生的威力，继续说道：“大家不用怕，现在不是要再来一次捉‘右派’。同样一句话，我们同学说的跟右派分子讲的有本质的差别。大家不要有思想顾虑，要踊跃参加运动。我们决不允许‘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现象存在，尤其是高三毕业班的同学，在个人鉴定上都要加上一条：是不是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运动……”
校长的动员令一结束，团委书记立即站起来挥动着手臂喊道：“共青团员们！进步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勇敢地站到运动的前列，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里的话‘放’出来，来一个比先进比干劲的竞赛，具体的行动就是看哪一位同学写的大字报最多、最尖锐……”他这种激发别人去冲锋陷阵的演说，直囔到声嘶力竭为止。同学们都佩服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鼓动家，尤其善于每次校长做完报告，来一个最早的贯彻和响应，使校长的话变得更有份量。可是大家已被热气蒸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早点离开，一时都毫无反映。
第三天我走进学校，一眼看见传达室门前围着一圈人，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行动起来，跟官僚主义作斗争！”署名黄蜂，没有标明年段班级。我看了一眼就往里走，感到校园里象发生了不幸的事。同学们都无心学习，钟声也显得有气无力，预备钟早响过，走廊上仍是一堆堆人群在交头接耳，一些人急急忙忙从我身边走过，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我顺着大家的方向看去，校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一大群同学。原来大字报已经上场。
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要怎么写，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会因写作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