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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
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的权利实在太大，名头也实在太响，成为朝廷打压的靶子和标杆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覆灭的当口……
第645章裁撤湘军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不独湘军受到朝廷打压，乡勇队跟吴可也没落到啥好处。
别看吴可跟京城一干满族大佬关系还不错，可一旦朝廷真的决定对乡勇队动手，他们将毫不犹豫在吴可身后捅刀子。
所幸吴可乃乡勇队唯一领袖，不需要考虑手下复杂的派系问题，只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暂时吃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者他出身清军系统，在满清一贯文贵武贱的环境里，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及文人出身，在湘军建立之前已是堂堂二品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显眼。
而且乡勇队行事也没湘军那般高调，除了特定的几个省份以及两次援京之外，名头虽响却没将势力向外扩张的意思，这就给了朝廷很好的印象。
再说战功方面，别看湘军收复金陵立下赫赫奇功，可在京城一干大佬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就连曾国藩都不敢保证压得过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的表现让京中一干大佬想没有好感都难，两次京畿危机都不用朝廷征召，他便带领手下精锐将士第一时间赶到救援。
单单就态度而言，吴可比曾国藩要端正得太多。
第一次京畿危机还好说，英法联军被堵在天津没法真正威胁京城安全，可是第二次京畿危机就不同了。
英法联军此次来势汹汹，并且轻而易举便突破了天津防线，直接威胁到了京城安全，没见连咸丰帝为了不做俘虏连夜跑路了么？
在此之时，地方督抚除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一在上书进京救驾，其余人等却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之后又是吴可力挽狂澜与英法联军连连血战，最终逼得联军不得不与朝廷握手求和。
尽管咸丰帝很不待见吴可这位首功之臣，可吴可救援京畿期间与京中大佬们结下的交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尽管回去之后他便失去了两江总督之位，可调任两广之后他的地位依旧稳固异常。
别的不说，在吴可率军救援京畿期间，太平军突然发动再破江南大营，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苏南精华地带的安全，可最后怎么样？
朝廷连提都没提这茬，好象江南大营不是两江地盘上似的。要是放在往常，江南大营出了这样的漏子，朝廷的问责旨意早就下来了，哪还容得了吴可平调两广无波无澜？
在向朝廷积极靠拢的态度上，湘军和曾国发迹内的表现就要差得多。
第二次京畿危机之时，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安庆，虽说朝廷表示湘军对付太平军正急，可以不必进京救援，曾国藩真就这么做了。
没有比较的话无所谓，一旦有了比较要说一干饱受惊吓的朝堂大佬没点怨气怎么可能。太平天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假，但比起切身的威胁来说，朝堂大佬们的选择可想而知。
可就是如此，吴可执掌两广几年时间，也能时时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压制，更不要说此时风光无限实力强横的湘军集团了。
前问说过乡勇队势力一直以收缩为主，基本上吴可在哪任职乡勇队全部或者主力就会跟去哪儿，尽管战斗力惊人但在官场势力方面确实一般，无论在两江还是两广期间乡勇队都没捞过界。
湘军就张扬多了，以两江为核心周围生分一大票督抚都是湘军中人，朝廷要是不忌惮防备那才叫见鬼。如今湘军的声势达到鼎盛，既为两广的乡勇队吸引了火力，又成功的将朝廷对其的忌惮勾引至顶点。
所以，曾国藩和湘军能做的选择真心不多。
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辏г说龋枷群罄刺皆牡住Ｋ且豢妓祷笆倍己芤蓿械慕杌⒎⒗紊Вг钩⒔崩还械奶嬖蛭谭岬哿偎乐庇幸叛裕砼怠翱烁唇鹆暾咄酢薄?br />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他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
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
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
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
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
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他立即以两江总督名义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
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他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