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来到牛津大学，查阅霍利斯的档案。霍利斯曾经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没有拿到学位。那么霍利斯又曾经与谁混在一块呢？赖特发现，其中有左翼分子克劳德·科伯恩，这是一个同共产国际交往密切的家伙。那么，霍利斯会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呢？
1965年6月17日，赖特接到霍利斯的电话，说是要见他。赖特刚走进门就发现，霍利斯正满脸笑容地在门口等着他。二人刚刚寒暄了几句，霍利斯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质问赖特，为什么怀疑他是内奸？
赖特不知所措，最后决定实话实说。他详细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朗斯戴尔到古曾科，还有其中的疑问，也都说了出来。
经过一阵唇枪舌剑之后，霍利斯与赖特不欢而散。霍利斯几天后就退休了，但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放过他，他们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份指控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霍利斯的名字。
一年以后，军情五局专门为霍利斯的事情召开了一次会议，霍利斯的继任者琼斯公开表态，拒绝继续进行挖掘“鼹鼠”的行动，理由就是万一造出一些冤假错案，秘密情报局将损失惨重。
1969年，霍利斯又被召回安全局接受审讯，这位倔强的老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四年后，霍利斯带着尚未洗清的罪名死去了。
1976年，赖特也从军情五局退休了，调查“鼹鼠”的行动接近了尾声。在移居澳大利亚后，赖特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抓间谍者》一书于10年后面世，书中的霍利斯俨然是一位苏联间谍的形象。
当时，有一位名叫查普曼·平彻的记者也加入了指控霍利斯的行列。在赖特的帮助下，他先后出版了《他们的行动是背叛》、《机密度太高，时间太长》和《叛国者》等著作，在这些书中，霍利斯都被查普曼·平彻说成是苏联间谍。结果又闹得满城风雨，英国朝野上下一时沸沸扬扬。
那么，霍利斯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是不是英国情报机构中隐藏最大而且是最深的“鼹鼠”？这个问题直到1985年终于有了答案。
1985年9月，一名重量级的克格勃间谍——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了英国。在接受军情五局的审讯时，英方要求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霍利斯是否是苏联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终于使霍利斯的身份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第五十五章 克格勃情报站长叛逃到英国
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亡，完全是由于信仰的原因。
1938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生于苏联，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苏联情报机构任职。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但是，当他顺利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却加入了克格勃。毕业后，他先后在莫斯科、丹麦工作过。
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粉碎了很多人的社会主义梦想，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他不能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粗暴地干涉别的国家，但他又不能否认眼前那铁的事实。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五年后，正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著名间谍菲尔比的传记，他对这个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托人找到菲尔比本人，求证书中的东西。可是菲尔比读完那本传记后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千万别相信那些书上的东西。知情人都知道，菲尔比因为信仰社会主义逃到苏联之后，却受到了冷遇。菲尔比的现身说法，成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逃亡西方的精神启蒙。
1974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决定为英国人工作，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后，主动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克格勃在北欧国家活动的情况。他的举动让英国情报机构喜出望外。由于追查“鼹鼠”一事，英国情报机构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投靠，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
1982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伦敦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工作。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其实就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这为他的“双重间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和英国情报机构多方接触。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定期编写有关英国政治问题的情报资料，向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汇报，同时为自己捞取更多的信任。在此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份情报，将那个一直同自己秘密联系的英国情报官迈克尔·贝塔尼出卖了，帮助英国安全局挖出了一个隐藏在内部的大“鼹鼠”。
1985年5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一份密电召回了莫斯科。他把妻小留在了伦敦，在伦敦布鲁克林机场上了前往苏联的航班。一路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忐忑不安，觉得此去凶多吉少。
果然，一到莫斯科，一名边防检查员就仔细地查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护照，检查完了就立刻打了一个电话，不知对什么人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回来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边防检查员在向什么人报告，说自己回来了呢？更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安的是，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总部没有派车来接他。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到克格勃第一总局报到了，要求会见副局长格鲁申科，但被婉言拒绝了，叫他慢慢等待。
等待是漫长的。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原先的那些同事们明显地疏远了，很少同他主动接触。直到十多天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接到了副局长格鲁申科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参加一个会议。第二天中午，格鲁申科亲自驾车来接他，他们没有去参加什么会议，而是去了一家餐馆，格鲁申科要和他共进午餐。
吃饭的时候，格鲁申科建议喝杯伏特加，戈尔季耶夫斯基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边喝边聊，先是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从伦敦的点点滴滴到家常琐事。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察到自己的大脑有些迟钝，甚至麻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但是大脑明显地不受自己支配。这时，旁边忽然出现了两名军官，开始陪他说话，谈一些有关戈尔季耶夫斯基叛变的事情。戈尔季耶夫斯基用仅存的一点意识说出了“我没有背叛”，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醒来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四周密封的屋子里。早饭后，昨天的那两个军官用一辆黑色的轿车将他送回了家。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凡是叛国者都是要受到严惩的，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滋味可不好受。因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计划下一步怎么做。
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拨通了格鲁申科的电话，格鲁申科告诉他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