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只有写信，这样可以把想问的东西系统的写出来，而不会像打电话那样一下子全忘了。于是他给《深夜有约》栏目寄出了一封信并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收听这个栏目。是马龙揭穿了他，由于对梦中的情人的思念和仇恨，他常常失眠，便在于一飞听到回音之前看到了这些，又当众揭穿了他。由于激动他发出了过大的声音吵醒了别人，这招来了抱怨，但很快被于一飞深夜听收音机所取代，这小子常骂那些说黄色笑话的人无聊，却又做这种事。
“是不是《深夜有约》？”
“是，管你屁事。”于一飞对他大呼小叫得极为不满，连撒谎的兴趣都没有了。
“哈……于一飞呀于一飞，”马龙笑说，“我早说过嘛，一个成熟的男人谁不想这些事，你整天装的一本正经，却又听这个，嗨，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谁不知道谁呢，做人何必如此虚伪。”
“就是啊，你还说做人要真性流露嘛，”大家都被吵醒了，纷纷跟着起哄，“你又何必假装，岂不正是你说的难为自己让别人不高兴。”
“你们懂个屁，”于一飞骂他们道，“我这是听知识呢，你以为谁都象你一样无聊。”
“你不是说性是人类仅次于吃的第二大需要嘛，怎么又说他是无聊的？”
“性本身并不无聊，但由于你们是以一种无聊的心态去说性，所以是你们而不是性无聊。”他知道说自己不是在听那些东西他们非但不会相信，还会引来更多的非议，便照直说了出来。
于一飞没有因这件事而停止听那个栏目，这更说明他心虚，只是好长时间没能听到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实在不能忍受那么晚不睡觉带来的疲劳才不得不放弃了。而这时对文明活动月的思考已经取代了这个问题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不再为此苦恼了。
早在刚进入大学那一年于一飞就热情的参与了那次校园文明活动月活动，他积极响应各种呼吁和号召，认真的对待各种检查和调查。那时候他认为如果自己回答了一张调查问卷，那么由此项调查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提高之中就有他的一份成就，他又十分常崇尚那种不为功名的那种事业心，而对是否有人知道这是他的成就并不在意，成就是他自己的，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他还在这个活动结束后对一些不好的地方发了一些感慨，这当时曾得到很多的赞同。
在参与完第二次文明活动月并亲眼目睹了其过程他才发现这件事原来毫无意义，于是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但又终因想不明白发起者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否定了这种想法。这是在很久以后，而当时则由于他以前对那些宣传，呼吁和号召的相信和认同使他得出这个结论要比别人晚，因而在感叹之中也包括了对这让自己浪费经历的抱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共鸣。
这已经是第三次经历这个活动，他已不准备再做任何形式的参与，只是由于和张开这个主要领导人关系的原因他才得以知道了一些内幕，因而重新产生了兴趣。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常常得不到理解和接受，于一飞并不象好多人那样反对形式，有时候假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接受，那么便可以通过它达到一些目的。希特勒说“把谎言说一百遍就是真理”，那么把真理说一百遍当然也是真理，而只要能使人相信从而发挥作用，真理倒大可不必不屑与谎言为伍而不用这种方法，那么说的前九十九遍当然就是形式。他认同形式的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人们相信从而发挥作用，而校园文明活动月似乎没有，他从没给校园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什么。它在每一年中过程的不同在于那些活动的先后次序和展板的色调及其上照片与日期的变化，而结果的不同仅在于结束之后地面能保持几天干净，然而这只取决于那时候的天气及受其影响的落叶的状况而不是活动本身的效果。
亲眼目睹张开决策那些活动的一些过程他知道了办那些事的难处，以及个人感情原因他对这次活动给予了一些谅解，其表现是牢骚少了一些，当然这中间也有他个人发生了变化的因素。他也明白了这个活动之所以进行仅仅因为以前曾进行过，当然他没能体会到没了这个活动学生会将没有一点事情因而显得更加没用。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要发表讲话的人起草讲稿的全部过程，他边抽烟边说脏话的情形使他再也没有相信过任何类似性质的东西。他觉得他不是在简单的骗人而是在进行着说和做这两套全不相同甚至不相干的生活——一心二用，就象周伯通打空名拳一样。他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子，也无法找出自己同这些人的差距，但对这些事情理解的差异已经证实了这是存在的。
他问张开听别人讲话时是不是真的相信，又问他讲话时有没有想过下面的人是否都相信了。他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对母子给动物园的猴子扔香蕉时母亲对儿子说：“你看那猴子多傻，我们只不过扔给他一些自己不要的东西，他们就高兴得给我们表演。”儿子便微笑了；然而他们却没有听懂老猴子也正用“猴语”对小猴子说：“你看那些人多蠢啊，我们只不过胡乱蹦了两下而已，他们就以为真的是在给他们表演。”讲完后他问张开想没想明白这中间到底是谁玩了谁，张开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好久才说：“听别人讲话时我不相信，但自己讲话时没想过下面的人信不信，也许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玩着别人，却又同时都在被玩着，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
这些事情使于一飞对自己对形式的独特的见解产生了怀疑，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诚相对的话也许就不必要形式了，尽管他也知道即便对于自己来说这也是一种理论状态。于是他也开始象平常人一样认为有些形式是不应该的，便想写一些东西来批评它以尽一下时代青年的责任，也出出胸中这股鸟气。当然他不会拿文明活动月做例子，学校肯定不会给发而外面的人又不明白怎么回事，得找一些社会上的东西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刚好那期学了一门社科方面的课，他便去找了那个老师。
作为一个教着一门学生总从后排往前排占座位的课程的老师，除了考试结束之外，其他时间有人找是很奇怪的，所以热情非常。听明白他是想找几本书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要考研，于一飞却说只是想写一篇文章，老师更加奇怪，问他是不是有关系，准备参加什么评比，于一飞无以解释，只是说想写而已。老师也觉得问得太多了，便把话题转向了资料上，“现在资料很难找呢，”那老师叹了口气，仿佛有点不平，“现在的书都没有什么新内容，出书都互相抄——找几本书，从每一本中找出一部分摘出来在合成一本出了好升职称，当然如果埋头苦干几年也能出一本有价值的，可这样太慢了，别人升到教授了你还只能当个讲师。”
“哧，”于一飞忍不住笑出声来，又忙止住了解释说他觉得这是大学时代相互抄作业得高分留下的后遗症，那老师对此不置可否，他便又继续问了下去，“难道领导就不知道这些事嘛，抄的书也给升职称？”他很赞同前几年宣传市场经济时说的那些：计划生产的扣子常和社会需求相脱节，诚然，全国人口太多，现在有的人爱穿中山装要用五枚扣子，有的爱穿西装则要用十二枚，而有的人爱穿夹克衫则连一枚扣子也不用，而不像从前的人们基本都穿一样衣服，着实是太过复杂而难于统计，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连下面这些事都不知道显然是不可原谅的。
“当然知道，但都这样，谁又有什么办法。”
于一飞没再沿这个话题深谈下去，这儿不是讨论它的地方。而他根据这个老师对这些事不平的判断他是个好人，这差一点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懒得进行期中考试，那个老师把每次课堂提问作为平时成绩，他也想通过这来改变学生的听课状况，但没有能够。反正站起来只要能把他提问的东西读下来便可以得八十到八十五分，由于从没有一个学生可以不看书自己说下来的，他们也不必担心提问会造成差距而影响了奖学金。所以尽管每次提问时大家都非常认真，而过了之后便可以听到教室里一片叹息声和把书合上放入桌子里面再把书拿上来打开的哗哗声，大家便开始干各自的事。偶尔几次老师把提问放到了课堂中间，他们便会认真听到提问结束。
那次提问到于一飞时他正在和别人聊天，还是别的同学提醒他他才站了起来，他不知道提问的内容是什么，只好装模作样的胡乱翻着书。这时已有两三个同学把翻好的书递了过来，但这已经太晚了，老师把笔点在它的名字上等了好久听不见他回答，便抬起头来看他，刚好看到了这一切，他便不好意思再读了，当即说：“不知道。”
“噢，不知道，”老师显然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办，稍顿了一下才说，“那，坐下。”
其实这样的事那老师以前也见到过不少，只不过老师给他们打七十或七十五分而已。而于一飞也没有老实到什么都要照直说的地步，只是觉得老师已经看见了，再读下去便显得太什么了点，就象偷了东西被人看见了还拿着跑，那就成明抢了；而且那老师又是个好人，说不定还会因为他说了实话多给两分呢。那一门期末考试的题出的特别偏，期中成绩便期了很大作用，结果于一飞得了六十分，名列倒数第二——社科方面的课学校一般不让抓人。这回于一飞没再说老实人吃亏，只是觉得本以为他反对出书的时候抄袭，也一定会反对骗他的，结果弄巧成拙而已。
既然书都是抄的，也没有找的必要了，只有找着了原始资料才可以得出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又全是自己的。但又无处可找，他总为之苦恼不已，李满朝便劝他研究一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这时候的李满朝还在为四级这个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对小花一生的幸福的承诺的考试而拼搏着，自己当然不会有时间去管那些事，所以推给了于一飞。其实他自觉已错过了大学期间在政治上作为一番的黄金阶段，便对外面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只是常常去找小花温存和回来埋头苦干以保证以后永远的温存。但四级给他伤痛实在太多了，他才象一个孩子受了欺负才想起了娘一样对大学生汉语水平给予了一些关注，而更多的是想打击那些四级等于一切的论调以出一下胸中那股鸟气。
大学生汉语水平降低这个话题源自于那年华中理工大学那次奇特的考试，其结果对高等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并由此引出了素质教育这个话题，于一飞对此也有所闻听。但他并不象李满朝那样古板的认为汉字和民族尊严有关，在他看来文字只不过是用来记录或传递信息的一些符号，大可不必搞得如此郑重，连写错一点都不可以。况且文字本身也并非守身如玉，如中国的“宁”和英国的“island”都因使用者向权势屈服而对错给予了认可，而这也并未造成任何灾难，那么既然它们本身就不清白，便大可不必为之争鸣，就像赤兔马忠于关公，再嫁的女人守寡一样。而且现在用的汉字本是演变过来的，说例祖制也无从谈起，改一改就更是平常不过了，比如“器”就是不如“ ”好写，就理当改过来；而“胎”字中的“台”只是表音，用了“太”也一样，所以有的人用了也不应算是很大的毛病；他还觉得“一个”就不如“a”或“an ”好写而写个“叔叔”则远比写个“uncle”费劲的多，也应考虑是不是换过来。但基于对四级造成的那些荒唐事的不满，他答应了李满潮。
于一飞决定搞一个像样一点的调查，又拉了张开一起干，张开本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但见他说得如此热乎，也略略有点动心，他建议把这个调查和学生会联合起来搞，“反正你们又不准备靠这扬名，所以不必在乎谁发起的，”他说，“而学生会搞调查只是把问卷发下去再收上来，没写报告的习惯，结果便可以拿回来给你们，而且以学生会的名义搞，经费，人力什么都不用愁。”他们听他说的有理，也便同意了。
为了能收到实效，他们决定先搞点宣传，由李满朝写了一份极为深刻的文章，找熟人在广播台播了两遍。他在文章中说判断一个民族的标准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而不在于人——人只是文明的载体，而这并不像人们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可以脱离载体单独存在一段时间然后重新找到载体继续传下去，如秦始皇烧了《诗》，《书》，活埋了儒生，但他们作为一种文化，度过了艰难阶段之后又重新起复，并最终统治了中国。
因而民族之间冲突的根本也在于文化而不在武力，在近现代史上从未有过武力屠杀导致一个民族灭绝的，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他将不再属于这个民族——就象在伦敦街头判断一个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时候人们不会去问他的国籍，而是根据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底蕴，而当所有的人都把其文化抛弃并使之永不复生的话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就象梁羽生在《江湖三女侠》中所说的那样，少林寺的庙宇可以被烧光，和尚可以被杀光，但只要少林的精神不灭，总有一天可以有人来继承，而如果投靠了清庭把少林精神灭了，虽然可以保住一个实际的少林寺，但后人继承的便不是它了，少林也就灭亡了。
经过论证他提出大学生语文水平降低是文化衰退的一个迹象，并引用了张艺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现在中国电影的首要任务是抵抗美国的侵略”，他又列举了美国大片和游戏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及给中国造成的后果。还说现在许多商品上只写了连过了四级的人都看不懂的英文说明，甚至有的厂家为了迎合人们的崇洋心理，国产的商品上也只写英文说明。最后他说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的脊梁，也理应是文化的脊梁，呼吁大家关注这个调查，关注中国文化，关注民族命运。
写完后他拿给于一飞和张开看，于一飞说为了增强说服力，一定要在后面特别说明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因素主导的行为，其中大量的是信息内容，所以不要求大家因为汉语是自己的而对其水平降低心存同情，只要每一个人都考虑自己的长期利益，能够客观的看待它就行了。拿到了编辑部人家却说这段纯属画蛇添足，自己的东西当然要说好，自己都不说好还会有谁说好，弟弟和别人打架了当然是说他有理，难道还会向着别人。他们也不敢辩驳，唯唯诺诺，结果把这些给删了，文章便如期给播了。
这是一次学生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调查，其内容从认为这个问题存不存在，到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以及需不需要改变，如果必要的话应采取哪些措施，并给出了几个选项作为参考。调查对象涉及到整个大学的所有学生，每一个教研室，办公室，实验室甚至老干部中心和校长办公室，并且要求在问卷上写清楚答卷人的职业，职务，职称以及年龄，大学生则要详细到哪个年级，本还想要写上哪个系的，但考虑会有人产生什么想法而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于是略去了这一项。
回收效果还比较令人满意，回收之前于一飞已经编好了统计程序，那些写上选项之外的解决办法的则由张开来统计。最后的结果表明要答卷者写清楚自己的身份是有必要的，不同的答卷者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干脆以此为纲来写调查报告。在职者的回收率基本和年龄成正比，学生的则基本成反比；内容大致为一年级的学生大多认为此问题不存在或没有考虑过，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