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
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
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
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
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
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
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
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
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
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
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
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
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
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
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
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
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
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
无异于前途
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
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
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
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
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
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
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
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
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
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
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
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
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
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
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
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
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
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
T恤衫，习惯把脚放
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
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
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
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
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
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
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
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
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
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
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
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
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
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
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
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
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
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
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
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
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
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
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
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
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
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
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
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
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
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
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
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
“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
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