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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四川仁寿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一到春天，家乡的山青翠欲滴。“野火烧不尽”的小草，一层层的麦浪，还有那一棵棵秀气而挺拔的树，一眼望去，全是青翠，全是新绿，那醉人的色彩啊，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山脚下，土垦边种了不少果树。桔树星星点点地开满小花，一树一树洁白的梨花仿佛北国纷飞的雪花，樱桃花，李子花密密麻麻，拥拥挤挤，有的花已经谢去，如果你仔细瞧会发现已经缀上小小的果实啊！
家乡的水也是绿色的。河两岸的树木青草倒映河里像一幅动态的风景画，清新明丽。紫色的梧桐花飘落河面，有一种楚楚的动人美。
我出生在农历九月，正是家乡野菊花儿开得满山遍野的时候，因此，爷爷为我取乳名“菊花”。
记忆中我的童年是孤单、寂寞的。
妈妈从不许我跟别的小朋友玩，说怕我学坏了。别的小朋友也不敢来找我，怕妈妈骂。只有远房四叔的小女儿淑芬有时蹦蹦跳跳来找我打猪草、跳绳，甜甜地叫我：“花花姐姐”。
我常常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屋前的梨树下痴痴地望着蔚蓝的天空，陷入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
后来，我上小学了，因为我们的学习差不多，又都是班干部，老师眼中的“红人”，我和同村的小女孩翠芳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时父亲又用节衣缩食的钱买回村里第一台收音机，我又有了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我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收音机。我最爱听的节目就是“小喇叭”“星星火炬”以及刘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我常常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做饭、写作业。假期里我这个“乖孩子”更是足不出屋，痴痴地守在收音机旁。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迷恋上文学和武术，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萌生了两个愿望：一个是当作家，另一个是成为一名飒爽英姿的女侠。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因为父亲也和我们姐妹一样爱听评书，难免有时会耽误干活，妈妈因此生气，曾经扬言要砸烂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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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年级时我的数学考了个五十九分，被父亲罚跪，而且是在春节，当着众多亲戚的面。可以说，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父亲曾打趣我说：“看来，我的罚跪还是有成效的哦！”
因为学习好，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班干部、中队委、大队委，反正是什么好事都有我的份。我还记得每次“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都有我，而且，还是由我主编的舞蹈。我还记得我们排练舞蹈《边疆的泉水》的情景。那时的音乐老师梅老师说我们老是顿脚的动作，真担心我们把教室的地弄坏了，呵呵。应该说，那时的我对舞蹈也说不上有多大兴趣，只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感觉很兴奋，后来，我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甚至有段时间不想当干部了，只因为我是班长，体育老师不在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要我在体育课上带头喊操，我怯场，呵呵。
不过，后来我很庆幸我是班干部。我十二岁就来了“月经”，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很简陋，而且，是那种一览无余的模式，下课人又多，我不好意思换纸，就硬是坚持到上自习课的时间去。我找的理由很冠冕堂皇：去别班检查纪律。为此，我好多次弄脏裤子，差点出丑。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心酸。
记忆中我的童年也是浸满忧伤的。
妈妈性格粗暴，动不动就打骂我。一次，我出去找同学翠芳对作业忘了关门鸡飞上饭桌把碗打烂了，妈妈找到我，一句话不说，用树枝没命地抽打我。后来，走到一个装满粪便的茅坑，妈妈竟狠命地把我推了下去。要不是一位大叔眼疾手快，抓住我又粗又长的辫子把我拽了上来，我可能就没命了。
妈妈从不让同学到我家。她常常说：“小孩子懂什么友情？”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因为天快黑了，我拉女同学桂群到我家住，妈妈背着桂群不知骂了我多少遍“猪脑袋”“猪儿精”。第二天一大早又逼着我送桂群走。目送桂群的背影远去，我忍不住躲在竹林里哭了一场。
我第一次来“月经”弄脏了裤子，妈妈只顾骂我，还是嫁到县城的二姑为我买来卫生带和卫生纸，并安慰惊慌失措的我。
父母的关系似乎特别不好，常常三天两头地吵嘴打架。我至今还记得一天晚上我们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芋头，一家人正欢天喜地地围坐在一起，父母不知为什么又吵了起来，父亲一脚踹翻了芋头，大大小小的芋头滚得满地皆是。我们姐妹吓得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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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生活唯一的亮点是五年级时新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姓张，那时候也就十八、九岁吧，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张老师不仅年轻，而且英俊潇洒。张老师喜欢文学。还记得张老师给我们朗读一篇，张老师的声音是那么富有感情、那么富有磁性，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牢牢吸引住了，教室里静悄悄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够听到啊！的标题和内容我已经模糊了，我只记得一句：“窗外的雨嘀嗒、嘀嗒……”
我们都很喜欢张老师，特别是女生。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叫淑英的女孩，比我们大两岁，长得也挺高，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姑娘了。也许正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淑英对张老师产生了朦胧的情愫。我还记得淑英羞答答地把自己写的日记给张老师批改。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兴致勃勃地陪淑英到张老师家借书，怂恿淑英和张老师接近。也许在我看来，淑英白净、漂亮，和我们的张老师蛮般配的，不是吗？
当然，我也找机会接近张老师，不为别的，只为向张老师请教有关写作上的问题。那段时间，我突然迷上了写作。在我的记忆里，张老师似乎对每个同学都那么好，总是尽可能的给与帮助。何况，张老师还是我八叔——我父亲的弟弟的同学呢！张老师知道我喜欢写作后很是欣喜，鼓励我多写，还不辞辛苦地帮我修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次我写了一则有关小学生眼睛近视后的痛苦和迷茫的没有标题的短文。其实，也就是写我自己的故事。在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眼睛就有点近视了，听说近视眼以后不能升中学，我真的好迷茫。张老师说，这是一篇不错的，就是结尾太悲观了。张老师给我换了一个美丽的结尾，还给我取了一个很诗意的题目——《丢失的梦》。张老师让我工整地誊写了一份。张老师说，他帮我投稿到《少年文艺》试试。我居然可以写？！这无疑对我是一种鼓舞！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光是自己闷头写也是不行的，还要多看别人写的，多向别人学习啊！张老师还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书给我看，我记得有冰心的《再寄小读者》。我如痴如醉地阅读着，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
我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可以说，张老师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但也是因为张老师，我“疯”了。
那是升学考试的前几天，有人到学校来照相。当然是黑白照。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照相可是稀奇玩意啊！同学们都很兴奋，嬉笑着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合影留念。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在操场边的小树旁有些漠然地望着大家，仿佛我是局外人。其实，内心里我也是渴望照相的，但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也就没有向父母提照相的事情。后来，我离开操场打算回教室看书。在我们班的教室后面的墙角淑英正大方地摆着造型让摄影师拍单人像，我不由得羡慕地站着看了一会儿。我刚转过墙角，来学校看妹妹照毕业像的张老师看到我，笑着和我打招呼：“梅兰，你怎么走了？照相啊！”张老师已经没有代课了。张老师的妹妹也在我们班读书。我没有想到会碰到张老师——我心中的偶像！我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我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让我钻进去！我一边摆手，一边大笑着，踉踉跄跄地从后门跑进教室。回到座位，我趴在课桌上继续大笑，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和某种失落。后来，我越发笑得厉害了，是因为想起了很多事情，应该说揉和了很多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