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说：“卢作孚的儿子不好当！”
“谁告诉你的？”
“黄炎培伯伯。”明贤答。
卢作孚说：“我是跟你黄伯伯说过这话。”
一个邮差从岸上石梯下来走向码头，从他们身边路过，明达也望着卢作孚笑。卢作孚问：“明达也觉得爸爸好笑？”
明达说：“爸爸说，儿子啊，做人，就是要做好自己当做的人。当邮差，也要当个好邮差！”
儿女们欢笑着去水边了，卢作孚忽然碰上蒙淑仪娇嗔的目光：“赶脱船，你还悔不？”
卢作孚憨憨地说：“悔？不悔不悔！得遇上蒙家闺女，我这辈子都不悔。”
蒙淑仪说：“你要一辈子不悔，我就陪你一辈子。”
次日，回到省城，卢作孚主持规划，川省建设厅会同国民政府铁道部组成官商合营之川黔铁路公司，1936年9月即完成成渝铁路段线路勘测。民国年间，承担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因故未完成。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方始建成。此期收到白崇禧信：作孚先生惠鉴，久别极念。前承兄亲来广西赐予根本国策，并蒙先生转达对时局意见，极佩荩筹，商乞不遗在远，随时赐教为幸。敬祝先生川省建设顺利……
弟 白崇禧（一九三六年）一，廿七
民信轮上行驶入小三峡，这天，卢作孚派出的专轮，应中央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要求，接他们来参观北碚。无线电正在广播：“本台专访，巴县名胜之区，首推北碚，自经吾川卢作孚君日夜经营，擘手规划以来，将此数百里不毛之地建设得整饬有序，大有可观，使十年前遍地荆棘、匪风四炽之三峡，到如今竟成夜不闭户，游人如织之境界……”
两岸可见巨幅标语：
欢迎促成四川统一的行营参谋团
欢迎指导峡区剿匪成功的行营参谋团
刘湘指着标语问：“这口号，是作孚兄亲笔拟定的吧？”
卢作孚随刘湘看着“剿匪成功”那标语，瞄着参谋团中的军人，小声说：“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甫澄兄与这行人所作所为，大不相同。”
刘湘左顾右盼，避开周围参谋团成员，对卢作孚低声一叹道：“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刘湘与作孚所得结局，天壤之别！”卢作孚理解地望着刘湘。
刘湘边走边发表观后感：“久闻作孚有一句口头禅，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那样大，今日一见，此言不虚！”
随团记者记下：“卢作孚建设北碚，有讲究，谓之现代中国人的集团生活。一路看过，峡区各事业，皆是现代化、组织化、艺术化。真可谓化险夷为有用之地，开荒芜成名胜之区。能者自能，信不诬也。”
看着一路过来的系列标语：“建设可爱的北碚、建设可爱的三峡、建设可爱的四川！”刘湘突然傻了眼——紧接前三条标语后面的一条标语是：“建设可爱莫能助的中华民国！”
卢作孚迅速用目光寻找，他看到文静。文静摇手否认，卢作孚再看李果果，李果果吓得躲到文静背后，咕哝着：“他自己教的，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一样大！”
夹道法国梧桐下，街道一时间显得分外肃静，参谋团成员一个接一个看到这条标语，面面相觑。刘湘正想着怎么打个圆场，碰巧这时有一对老年人，互相搀扶着迎面走来，操着东北口音问道：“请问，这个公园的出口在哪里？”
卢作孚疑惑道：“公园？”
李果果反应快，说：“爷爷奶奶，你们说的是平民公园吧？我们引你去？”
老年人执拗地说：“我们连这个公园的出口都还没找到！”
卢作孚愣了。李果果却明白过来了，悄声说：“小卢先生，老人家把我们的北碚当成公园了。”
卢作孚在勘探成渝铁路时受伤缠着绷带的手，拂开桌面上“成渝铁路规划图”，提笔疾书：“蒋委员长，目前对日问题较剿匪尤为重要。”
大半年前，他将《从四个现代化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寄给蒋中正，收到蒋公回信，只对《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大加赞赏，不及其余。那一夜，哄妻子睡下后，卢作孚便想好了——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真要把对付日本人比“剿匪”更要紧这话，给蒋先生直接写上去。最近，卢作孚觉得越来越无半步可退了，他写道：“盖匪尚可剿，日本乃最不易对付之敌人也。匪之势日蹙，日本乃正前进未已，要求无所底止。……日本极其干涉所致，可以绝不容许吾有复兴以至于走向抗争之图。愈逐步退让，前途乃愈无希望。对日抗争之要求不在即获得最后之胜利，而在支持甚长之时间，此非绝对不能达到之条件。顾有必须解决之前提须以全国力图之者。最重要必须全国一致，公家与私人任何作为皆系联成一气以树国防之基础也。矿山工厂农场火车轮船，凡有关国防之经营，由中央地方及人民之自由组织分工合作总动员为之，尤应以人民为主力……应付当前困难之根本策略，仍在国民总动员之运动。”
行笔至此，卢作孚油然想起几个军人，川军的刘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去年去广西考察前，刘湘托付的“秘密使命”，考察期间，与李、白的彻夜长谈……时下，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风闻东北军、西北军领军人物张、杨倾向统一抗日，刘与李、白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是夜，别处，四人无眠——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张云逸。
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卢作孚开了灯，沉思片刻，决心且无论他人，先把自己当做之事担当起来，卢作孚举头盯着外面会议室光影中隐约可见的蒋介石画像，最后写道：“最高领袖应促起全国人共同担负共同行动，如能予全国人以指导，使行动在轨道上，在国家之要求上，则固无须乎防阻也。怵目于困难之日迫，有不能自已于言者。所见国内外大势未能澄澈，论列未必当于大体，然心爱国家及站在困难前线上之最高领袖，偶有所得，不应默如。有从容时间可达二三小时，愿更面竭陈述之。”
2008年春，卢作孚研究学者张守广、卢晓蓉赴台湾，在台北“国史馆”代号“筹笔”的蒋介石档案中发现卢作孚送交蒋介石的这份意见书《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读罢慨叹：“已经到了抗战之初最紧急关头，但给蒋介石上书时，通篇都干净、整齐，没有一个墨团和污点，令人称奇。”
是夜，当卢作孚在意见书最后签名时，李宗仁也提起笔来，在一份绝密协定上落款“桂系代表”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盯着纸面，直到墨迹由润转枯，才将笔递给旁座一人。此人在紧挨着的“川系刘湘代表”一栏签名“张斯可”，然后将笔杆顺过，递向隔桌正襟危坐的另一人。此人接过笔，在“红军代表”一栏中签下自己的名字“张云逸”。
侍卫李刚在李宗仁身后瞪大了眼睛望着眼前的签字仪式，直到此时，他才证实了去年10月14～16日与李宗仁出行时，自己的这双招风大耳捕捉到的那两个字确实没听错。
就在广西桂林的一处密室，中共中央特派张云逸与川系刘湘代表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会谈，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联合抗战达成《川、桂、红协定》。
第一条就是：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绝密协定签署之前，三方绝无一人与卢作孚通气。
于是就有各种说法：
或说：《川、桂、红协定》三方与卢作孚不约而同，纯属巧合，顶多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怎么就“同”得来非要在同一天里做这事——桂林密室中签下这份协定；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写下致最高领袖的意见书？
或说：冥冥之中真有那么一双手，考虑到人类偏爱“巧合”与“戏剧性”的癖好，在编制历史的同时，便一次性地把它编成历史剧，写成历史演义，省得后来的编剧与小说家们，再绞尽脑汁写什么剧本和小说。
说法者，怎么说都得法，所以叫“说法”。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
一年前领一支万把人的红军与蒋公百万军周旋、兵临贵阳逼昆明、车转身轻取遵义、活生生把双雄争霸战争史演绎成戏剧史的那个毛泽东，到这时，已像川剧变脸一样，换了另一副面孔。难怪，历史小说写到叱咤风云、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式的大人物，总爱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生公司办事处会议室，这天晚上，聚集一堂的却不是公司干部或股东。蒙淑仪带着两个儿子，扶着卢作孚母亲，在会议长桌前坐着，旁坐的还有举人、宝锭、姜老城和正在啃着烤鹅的关怀……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长桌另一端的收音机。此时，广播员的声音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