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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绝境。越南朝廷别无选择、被迫选择了接受和约这一条异常屈辱的道路。在何罗硭提出的48小时最后通牒期满后的9083年8月25日，越南协办大学士陈廷肃、商舶大臣阮仲合代表越南国王在《顺化条约》上签字，并在何罗硭的监视下，代表乾越传统藩属关系的信物大乾朝廷册封颁发给越南国王的越南国玺被当众销毁。
此时的何罗硭认为，自己已经圆满的解决了久拖不决的越南问题。他的脑海里不时的浮现出鲜花、欢呼的人群和勋章，却并没有想过，他将遇上一个人，使他的这一切，全都化为了泡影，迎接他的，只有屈辱和牢狱之灾。
越南虽然算是正式“独立”了，摆脱了乾国的藩属国地位，但却成了法国的被保护国。虽然对“****上国”的义务在国际法意义上已经结束了，但是协和帝还是向北京发出了呈文。算是尽了曾经的属国最后的义务：
“七月十六日，法国兵船八艘，突来下国都城之顺安汛，下国经派官就船接话，答以惟有战耳。随即开炮轰射，下国力拒待援，业经具情飞禀。嗣十七、十八连日攻迫，射破诸屯垒，下国官兵多被伤毙，沿汛诸屯皆为所据。势极险危，下国方退回江防诸屯扼守。适于十八夜，接法国钦差大臣何罗硭书来议和，其中条款多系万难遵从之事。而下国先王兄在殡。王母老疾悲痛，骤遇此变，不得不权以图存，遂派礼部臣陈廷肃、吏部臣阮仲合出延该使，就馆商订条约二十七款，虽未经两国画押互交。亦既订约无异。下国久隶藩封，万不得已之情，敢用备因陈告……”
《顺化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后，立刻便在大乾帝国的首都北京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距越南千里之遥的大乾朝廷内，自从安邺和李维业被杀，越法关系复杂化之后，对于如何干预西南这个弱小藩属命运的讨论，就一直在进行着，以清流言官为主的主战派，以清流健将监察御史孙黎辉为首，各种主战奏章连篇不绝，主要从保护封贡制度这一祖宗旧制，以及不能向法国低头，和避免外国势力渗入中国西南等角度出发，进行广泛论述，一时间声势浩大。
与主战派相比，主和派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但却并没有到被完全淹没的地步。当时主张以和平手段化解越南危机的重臣，主要有敬亲王宜欣和北洋大臣李绍泉。主和的这一派认为，乾国自己国内的洋务事业百废待举，实力尚不足以和欧洲陆军第一强国法国决斗。日本不时在朝鲜生事，俄国又在西北和东北虎视，在这样一种外寇环伺，纷乱不绝的局面下，再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后果难测。而且李绍泉指出，法国对乾国的洋务事业赞助颇多，是不同于其它西方列强的非常重要的友邦，就如何解决眼前的危局，李绍泉主张持重，尽量和平解决，万不得已，宁可舍弃越南，换取乾国自己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做好自己的事情，观实效于他日。
针对李绍泉的和平解决的主张，主战派纷纷予以抨击，他们认为“字小存亡”是****上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放弃一个对****极其“恭顺”属国，对****的威信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孙黎辉称李绍泉的主张是“误国之言”，请求朝廷千万不要采纳，而另一位清流健将梁鼎棼则直接攻击李绍泉本人“欺君误国，骄横奸恣，罪恶昭彰”，“请特旨明正典刑”，大有谁主和谁就是该杀的卖国贼的架势。
尽管主战派舆情汹汹，但主和派也毫不相让，御史余上华指责孙黎辉和梁鼎棼“罔顾实情，煽言惑众，轻启衅端，诬蔑重臣”，并指出“日俄虎伺于外，法本为我之强助，若与法交恶，日俄趁机来犯，将何以应对？”对于余上华的严辞质问，主战派并没有什么拿出什么建议，只是一味的强调必须要维护****的颜面和体制，否则“国将不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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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九十七章胜败难论
徘徊在主战、主和两种声调中，仁曦太后似乎显得犹豫不决，一连多日保持着沉默。而可能是得到了皇太后的暗示，一向为清流们所瞧不起的总理衙门的行动变得积极起来，首先是召见法国驻北京公使宝海，质问法国为何攻越。
让以郭筠仙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们吃惊的是，宝海的回答竟然是“不清楚”！
事实上，法军攻陷顺化的消息传来，宝海也是极为震惊的，他第一时间向巴黎的法国政府发去电报，询问详情，并在电报中表达了反对因为越南问题同乾国开战的立场，“如果说今天的乾国只是法国军队9060年打击过的滑稽的摇旗呐喊者的可笑后裔，显然像我所说的那样去同他们和解就会使我们上当，何况我们的威信和我们的尊严都要求我们不屑一顾地拒绝那些没有道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乾国20年来，特别是最近的3年以来，懂得了改变它的军事状况，它有力量以武力跟我们争夺我们想要的与它毗邻的地区，那么在我看来，完全应当担心进攻顺化这样一种莽撞的行动的后果，并考虑是否应该谨慎行事设法避免发生全面的战争。”
由于北京同巴黎之间的电报线路需要多次中转，往返耗时将近一个月，所以在这焦急的等待当中，面对郭筠仙的质问，他也只能无奈的回答“不清楚”了。
郭筠仙对宝海的回答当然不满意，但宝海接下来的话让他安心了不少。
在几次会面中，宝海都告诉郭筠仙，法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和乾国这样一个长期友好的东方大国发生战争，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四世和太上皇拿破仑三世以及欧仁妮皇太后一直非常看重和乾国的友谊，帝国首相茹费理虽然有对外殖民扩张的倾向，但对于乾国也是非常友好的，曾经在给他的信中称“对于法国和乾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从来都没去想过”，乾法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发生战争是“最最愚蠢和不幸的事情”。除此之外，宝海还以个人名义起誓，他会为了“法兰西帝国和大乾帝国的和平和友谊而竭尽全力”。
在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之后，宝海又不无担忧的提到。“目前乾国国内的舆论偏向于非理性的排外，很可能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官员们的行动，因为不止一次有消息说，有乾国军队在帮助受越南政府雇佣的黑旗军匪帮攻击法国侨民”，并指出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驻越法军进攻顺化的军事行动。当然这只是他本人的“猜测”，不代表法国政府。
宝海的这番话令郭筠仙大吃一惊，他立刻将和宝海会谈的内容整理成奏章，上奏仁曦太后，仁曦太后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很震惊，立刻下旨命西南各省督抚“关于越南情形究竟如何，即刻据实上奏，不得隐瞒！”
仁曦太后在等西南督抚的回报，宝海在等法国政府的回电，而就在等待的时间里。越南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
在何罗硭取得了重大成功后，身在河内的波滑坐不住了，他于是想通过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今《顺化条约》已经签署，越南朝廷已经指令越南官军不再与法国为敌，同时断绝了对黑旗军的供给，指令黑旗军从河内附近撤军，黑旗军此时的处境定然愈发艰难。波滑决定落井下石，在黑旗军最困难的时候再对刘仁义发起一击，挽回怀德失败的负面影响。重塑他“英雄”的形象。
可是，波滑的这一击还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脑子不转弯的波滑对用人还是如此随意，在怀德战役中见死不救的参谋长科罗纳少校再次被委以重任。带队去侦察黑旗军的动向。9083年8月28日，他率队乘船来到了洪水刚刚退去的四柱庙，在确认当地已无黑旗军的踪影后，科罗纳少校留下了一个连驻守四柱庙，带着剩下的人沿着红河继续向北到了巴兰村，并在巴兰村以北的丹凤县发现了黑旗军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