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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致从加强内部管理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如订立策略，拟定计划，严格考核，人员培训，设计样张，短期及中级目标等，表面上是说销售部，实际上是指全公司。
当时公司里每一个人都忙於具体的事务工作，似乎没人负责全面抓总。易森不断地到这插一杠子，到那动手干两下，毫无头绪。而且雇佣及纵容小魏，破坏了公司工作程序，打乱了公司的组织结构。这种最高管理者的管理方法的随意性，对企业有很大的破坏性。
最后我说，“我是一个自己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的人，但我能判断一个主意是否好坏。”
易森看了我一眼，他可能也明白我是针对他说的。一个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不应该冲锋在前，干扰部下的工作。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王赢利提出是否可以做软件的同时，也做一些硬件生意。大家都没有说话，把目光投向易森和我。
我瞟了易森一眼，他没什么反应，我明白他是持异议的。
我只好出面表态，“基本上现阶段皇朝做硬件生意的时机还不成熟。原因有几点，一是资金不足，10万美金中我们只可以动用5万来做硬件，而5万美金做大盘是不够的；二是目前皇朝的销售人员缺乏硬件销售经验，需要时间学习；三是软硬件销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最好是分成两个部门分头负责，现在销售部门人手不够，不能分家。”
王赢利说，钱不够可以向董事个人借，事后利润分成，人手不够可以再请人，只要想做还是有办法的。
易森还是没有表态，蔡家启出面打圆场说，以后再议。
以后再也没有议过，易森是不支持此议的，皇朝如果做硬件做大了，就没他什么事了。
今天阿唐回头给皇朝来个兵棋推演，有没有硬件做大的可能性呢？答案依旧是否。
做硬件除了资金问题之外，进关是另一个问题。当时中国货物走私的渠道有几条，1，官办大公司利用批文堂而皇之地进口；2，海南，深圳的出口加工区内转运出来；3，军队系统通过秘密渠道以军事机密为由走私；4，渔船或快艇从香港走私到大陆。
以当时皇朝的背景，只能委托人走第4条途径，一来不安全，二来量上不去。如此一来，只能做从深圳把货倒到北京的生意，利润空间不大。
等到93，94年后，深圳成为电子加工中心，电脑运销由过去的境外…＞深圳…＞北京模式变成深圳…＞北京模式，中关村里的倒爷们慢慢地就变了颜色，由原来做终端桌椅的农民们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利润实在太薄，北京人做不了了。
晚上回到位於元大都古城墙边的家，已经是午夜时分，阿唐太早就睡着了。这是一所位于16层楼最顶层的一居室，是不久前租下来的。
我望着她熟睡的面庞，心里涌起一阵歉疚。结婚两年多了，一直是分居两处，刚刚安置下来。她跟着我受了很多苦，虽然我一般很少和她谈起我的走麦城，但她也应该能够猜出几分。
心潮起伏，了无睡意，信步来到阳台。夜幕下，远近的万家灯火阑姗，只有天际的亚运村依旧通明。
刚才临分手时，易森对我说起的话又响在了耳边，小邹今天上午拿了蔡家启三哥的护照去买大件去了，此前用蔡家启和王赢利的护照也买过东西；前几天，和会计对帐，小邹前期领用的活动经费有1000多元对不上帐；小邹做事情太没有计划性，很多时候都要易森亲自过问，最后嘱我找机会和小邹谈一谈。我犹如五雷轰顶，当场傻掉。原本想反映一下大家对小魏的看法，也忘了个一干二净。
怪不得小邹前两天向我借了200美金，原来是去派了这个用场。唉，这个小邹怎么如此糊涂，做事情走不走脑子？把公司做好了，钱能少你的吗？急慌慌地买大件干什么，又没有结婚，摆在集体宿舍里给谁看？
易森做事情的随意性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一个办事没有条理的小邹做管理部的经理，这岂不是要乱成一锅粥了。
公司刚刚运作了一个多月，就有一团乱麻之虞。
继胡湘临阵退出后，今天小芸又携“款”出走，易森带出来的4员大将已夭折一半。最近又新宠小魏，丝毫没有吸取识人之误的教训。
纷纷乱乱，萦绕回转。远处不知是谁家的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忙乱的一天过去了。
唉，风雨皇朝起驾日，几分欢喜几分忧。
第三十四章 连襟反目
第三十四章连襟反目
91年4月的一天，我和郑升正坐在门市的沙发上讨论未来的市场销售策略。
郑升是个很乖巧的人，经过年初的挫折，他很快就调整了身段，找到自己的新定位，不再摆出台湾投资方的代言人的架子。虽然在公司架构上，他仍是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但他摆出一副向我讨教的姿态，让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
吃软不吃硬是阿唐的软肋。为此而一再吃苦头，依旧是乐此不疲。
正和郑升吹的得意，忽然一辆模样怪异的车停在门外，一个胖胖的家伙下了车，走进门来朝我俩嘿嘿地笑，冀晓冬！
冀晓冬已经从军队里出来了，和他的连襟办了一个公司，也是外商独资，完全按皇朝的模式复制的，连地点都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公司名称是福贵。
这个人确实有两下子，通过我认识了小邹，缠着小邹摸清了所有注册的门门坎坎，晚动手两个月，却只比我们晚了不到一个月完成了注册手续。
然后又和郑升搭格上了，很快就打的火热。当初是否用了郑升的香港居民身份申请的外商独资，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最近用郑升的身份买了一辆黑牌车，为此支付了郑升5万人民币。
那时的进口车非常昂贵，我记得是除了100％的关税和牌照费等正常费用外，还有一个什么税或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原价基础上再加250~300％。一辆2万美金的车，价值人民币12万（当时的汇率是1：6），最后买下来要50来万，这还没有计算搞进口批文的费用。
为鼓励外商投资并解决他们的行路难的问题，北京（不知同期中国其它地区是否一样）特许外商独资或外企（办事处不行）可以视规模大小买若干进口车自用，并参照外交官员用车标准挂黑牌。这种车不上关税，批文单立，大概要比正常渠道便宜近一半。
果然，冀晓冬拿着钥匙朝郑升晃一晃，“搞定了，去看看吧。”这哥们的港味倒学得快。
郑升接过钥匙就出去了，马达一响，开走了！
冀晓冬有点紧张地走出去张望，毕竟是刚买回来的新车。
我也跟了出去，问他，“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还不是利用军队那些关系从外面倒腾点东西进来。”冀晓冬知道我明了他的背景，从不隐瞒这些。
福贵是冀晓冬的连襟宋麦青挑头冀晓冬为副搞起来的。投资和进货渠道都是宋麦青的关系，大致也是利用了X部的背景。军队那些年也投入了经商，很给商场添了些变数。
为从境外搞到一些禁运的设备，军方有一些自己的隐秘渠道，地方海关根本关不着。
权力如果滥用，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很快，形形色色的走私活动就附着在这上面大行其道起来。福贵即为其一。
正聊着，郑升驾车回来了。很漂亮的一辆墨绿色的Minivan，当时北京很少见，人称“子弹头”，取其头部尖尖流线形修长车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