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太热了，我不愿挤在蚊帐里，就独自走去生产队打麦场，睡在了风大的地方。一夜够折腾，一会蚊子咬醒了，一会热醒了，黎明起风凉快了，才入睡一会儿。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城里模样的姐姐，坐在席子上正望着我。见我醒了，她问，你是南京人？我点点头。
她伤感地说，她和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从南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了，也不知道何时回到那可Ai的城墙边。我理解她，当年我从南京到徐州，小小年纪也是无限眷恋南京。如今他们是被迫离开南京，到的又是这穷苦乡下，自然怀念故土。望着她经过日晒雨淋，依然漂亮的脸蛋，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家山东一个亲戚，下乡在一个山区村子，因为漂亮，被大队书记强J了。小姑娘X子刚烈，睡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第三天夜里起来，投河自尽了。这个姐姐受到欺负了吗，我不敢想了，赶紧收拾起席子，回大伯家了。
早上刚喝完玉米糊糊，堂哥从外面跑回家，高兴地告诉我，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同意我去队里瓜地吃瓜。我知道，大堂哥在尽全力，让我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开心。大队瓜地b较远，瓜地很小，瓜长得也不太好，我吃瓜兴致大减。堂哥见状解释说，以前瓜地大，现在“以粮为纲”就小多了。接着他沮丧的说，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喂J喂鸭喂猪了，也没了“自留地”种菜，农村人很少吃荤菜，吃蔬菜也难了。
次日，按照父亲的要求，大堂哥要带我去“下地”，在田间劳作一天。早饭后不久，听到了敲击金属的声音。大堂哥说，这是要社员们集合，一起“下地”了。我好奇，不顾大伯父不着急的手势，独自闻声而去。原来是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会计，在打麦场上，用锤子敲击吊在树上的破旧钢板。打麦场上就我们两个人，会计一边cH0U着烟袋，一边和我搭话。他以为我是来闲逛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当会计敲了三四遍的以后，陆续有生产队社员懒洋洋的来了。
那天活是田间除草，可b我们初中生在牛市劳动舒服多了。大伙想锄就动两下，不想锄就站着穷吹乱侃，人们出工不出力。g了一段时间，生产队会计向着大伙走过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没和我们一起来田间g活。他冲着大伙喊道，“学习了，学习了，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大伙闻声就地坐下，我问大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在哪。听了我的问话，大伯笑了，指着面前说话的人，他家成份富农，队里就定他为阶级敌人。别说，农村对待阶级敌人和城里不一样，要客气的多了，毕竟乡里乡亲的，几代以前是一家人。大伯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能有地是靠全家几代人辛勤付出省吃俭用。大伯还说，上边y让每个生产队定阶级敌人，只好定了他们，什么斗争不斗争的，就是说说。
会计磕磕吧吧读了两段毛语录，就讲起了阶级斗争形势。我猛然间发现，除了好奇的我，没有人听他讲话。我听着他驴头不对马嘴的形势分析，还满嘴脏话粗话，不禁失声笑了出来。他闻声停止了分析，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很奇怪我竟然也到地头g活，就和我聊了起来了。聊了一会儿，会计站起来，让大家继续g活，拍拍PGU上的土就走了。我不解地问大堂哥，他怎么不和我们一起g活？大堂哥说，人家是生产队g部。
下午，生产队队长和会计都来到田间了，是来陪我一起g活的。他们以前都到我南京的家中吃过饭，父亲曾亲自陪他们到南京的化肥厂，买了一些化肥，送给老家生产队。听说我在老家T验生活，g一天农活，他们都来了。大伙一边漫不经心g活，一边讲着荤段子，开一些hsE玩笑。他们也时不时地要求我，回去给父亲说说，给大堂哥找一个正式工g；所谓正式工，就是国营企业工人，拿固定工资有城市户口。
三天后，我回到了南京西桥五号家中。我告诉父亲农村生产队g活的情况。父亲叹了一口说，g好g坏一个样，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盼头，只能偷懒混日子。谈到大堂哥进城做工人，父亲说，大堂哥进城做了工人，他们队长会计和乡亲们也会要求进城当工人。父亲说，现在农村苦呀，吃不饱穿不暖，城乡差别那么大，这样做会造成不好影响。
那年暑假，因为六岁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南京的家，父亲上班时，就安排我和邻居小伙伴，重游南京的风景区。那时，南京动物园在玄武湖的一个岛上，欧美游客会来这里，通常他们只看大熊猫馆。我们正在馆里看熊猫，突然来了一辆大型客车，走下来二三十个外国游客。他们拿着能多次闪光拍照的相机，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拍照，把我们围在了前面。我赶紧招呼我的小伙伴，示意我们让出位置，到一边去。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小伙伴是第一次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近距离接触，况且那时人们概念里，这些老外个个都有特务嫌疑。小伙伴有点儿蒙了，紧张的呆立在那里，见状我赶紧把他拉了出去。看见我们主动让出了最佳位置，老外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感谢。当老外熊猫馆参观结束上车的时候，一位先上车的老外在车上看到了我们，他向我们招手。然后他特意又从车上下来，递给我们一人一只大雪梨。
他们的旅游车走后，小伙伴对我说，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间谍，这梨子不能吃。我们那时斗争觉悟非常高，经过讨论，认为这些梨子可能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那时这样品质的水果，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外汇商店才能买到。尽管馋得不行，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把梨子都扔进了垃圾桶，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
1970年底，徐州五中组建高中班，学生主要来自高我一至二个年级的学生。我们初中班级也有一个提前进入高中的指标，但班主任不是根据学习成绩等安排这个名额的，是暗箱C作的，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不让我提前进入高中，我自己是不再乎的，因为绝大多数同年级同学都没有入高中。
但母亲重视子nV教育，气愤地认为是歧视，其实，母亲是心里不满徐州卫校教初中的方法，不满他们轻视文化课学习，不断的让小孩子做繁重的T力劳动，想让我尽早离开这个不专业的学校。
于是，母亲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提前读高中的机会。1971年寒假期间，母亲专门请了假，一级一级找有关人员谈，希望他们能让我提前进入高中。从我的初中班主任开始，从学校到市教育局，一级一级找，但是很不顺利。
因为母亲没有私人关系，各级人员，从老师到校长，从科长到局长，对这位医生的要求，态度冷淡一口回绝。医院科主任这个官实在太小了，徐州又是个官本位很强的地方，母亲受到了不少白眼，可事情却一无进展。因为没几天高中就要开学了，母亲心里焦急，心情很是郁闷。
我们院子里的一个邻居，是一位木工师傅，因为孩子多又有老人，生活上b较困难。平时，他媳妇时而向母亲借钱接济生活周转。这天，他媳妇又来我家串门，母亲愤愤不平向她说了这个事。他媳妇cHa话，人家学校和教育局都是有权当官的，你直接找他们没有用的，人家才不rou搭理你们这些臭老九那时把有知识的人蔑称为臭老九呢。
她提醒母亲，你得找那些坐着小轿车来你家的人，他们要是肯帮忙，保证管用。父亲年初去南京工作后，每次回徐州家里，市里一些官员会来探望他。那个时候，市级官员坐的是伏尔加或华沙牌子的小汽车，一般车停在我家巷口马路边，那时小汽车很是瞩目。母亲这才想起父亲，赶紧和在南京的父亲通电话，让他想办法。
按照父亲的指示，第二天，母亲直接去找徐州市里的主要领导。市主要领导听完母亲的请求后，立刻表态，马上派秘书协调处理此事，让母亲放心回家，让孩子准备好上高中。以后进入高中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在一个多月前，已经被宣布为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的主要负责人了，市里主要领导当然是知情的，肯定会帮忙的。这是父亲唯一次为我的学业保驾护航，当然那都是由于我不听他的话，固执己见造成的。
【本章阅读完毕，更多请搜索看书网;http://www.kanshu4.cc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父亲刚到省革委会工作的时候，因为长期被批斗写检查隔离审查，加之生产指挥部里各式各样的Za0F派嚣张，工作蹑手蹑脚放不开。黎政委鼓励父亲放手抓业务，对这个老部下极其信任，使他较快进入了角sE。父亲像回到了五十年代，又开始不分昼夜的工作，为省领导决策提供方案，对具T问题下达处理决定。父亲走遍了全省各地的石油煤矿化工企业，全身心投入燃料化学工业管理中。
文革四年多了，几近破坏的全省石油、煤炭、化工企业，正在恢复生产中。那时江苏省的化肥农药煤炭油料极度缺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大胜提出了千方百计解决的要求。作为权宜之计，吴大胜副主任要求，建设一批小化肥厂小农药厂小煤矿，以解燃眉之急。对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要求，父亲详细布置靠前指挥，一个点一个点落实。
我每次假期回南京，父亲为了多和我在一起，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他的活动和会议。在路上，他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也喜欢描述规模化工业的前景，毕竟他在德国看到的现代工业化，景象太震撼了。父亲常在西桥五号家中请客，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同事交流。每次聚餐，酒始终是特供洋河大曲，号称土茅台，又便宜又实惠。饭菜非常简单，有一次晚上请客是，凉拌h瓜、大蒜皮蛋、午餐r0U和盐水鸭。那一次，因为天热怕菜坏了浪费，我吃多了皮蛋，夜里拉肚子了，记住了这个菜谱。
常州的小煤矿建设，是程维高负责的，是常州上h煤矿的党委书记，他后来做过省委书记。常州上h煤矿，是父亲经常联系的一个点，那样做方便随时了解基层的情况。程维高做事有板有眼，工作勤奋负责，勇于开拓进取，父亲很喜欢他。那时程维高时常到西桥五号，向父亲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听取父亲的指导意见。
他也和父亲手下工程师们一起，讨论研究常州上h煤矿的建设和开采。苏南以前是有煤的，不过煤矿储存量不大，煤质也不太好。程伟高每次来西桥五号，会带一两个常州的小吃，热天还会带西瓜。当时的西桥五号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很多树和空地，每当来人工作讨论结束后，父亲会凑几个菜在院里树下聚餐。
有一天晚上，大人在院子树下吃饭，作为临时服务生，我正在青砖小楼走廊准备切西瓜。这时有一个农村模样年轻nV人走进来，说要找父亲。我搬一个小板凳，请这个朴实无华的nV人坐下等一下，然后继续切西瓜。在她的注视下，我刚切一刀，她一下站了起来，说“不行！让我来”，她麻利地就把一个大西瓜切好了。
我端着一大盘西瓜，准备送给大家吃，她一下接过盘子，让我给她带路。我带着她走到了大人们面前，对父亲喊道，有人找你。正在和身边程伟高说话的父亲，抬起头，接着一楞，说，“啊，赵主任，你怎么来了”。父亲站了起来，接过西瓜盘子，对跟着站起来的程伟高说，这位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赵桂香副主任。程伟高赶紧让赵桂香坐到了他的坐位上，然后自己跑回小楼里，搬了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
吃西瓜的时侯，听到赵桂香对父亲说，许司令要求我们Ga0好粮食增产，那说啥都是假的，有了化肥每亩多上一点，亩产马上就增加了。……。他们又对全省小化肥企业的建设，谈了一些看法，交换了意见。那时，两位领导讨论的时候，如果不问，坐在旁边的程维高就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听。吃完瓜后，程维高和我一起收拾好餐具，我就回房间休息了。程维高又去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那个晚上，他们谈到了很晚很晚。
那时，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徐州，平时我在徐州上学，放假就去南京的家。南京的家给了我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房屋质量好，更多的是安全感。徐州的家不仅仅是破旧的房子，更多的是文革初期的恐怖回忆，那个时候，时刻担心被抄家，担心Za0F派的各种暴力，这些给我留下了野蛮的记忆。
在当时极左思cHa0气氛下，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Za0F派的势力很大，破坏X极强。每当生产指挥部里，Za0F派讲些大话空话，指责父亲不突出政治业务挂帅的时候，黎政委就大包大揽说，是我让他那么做的。这些Za0F派，尽管当时很猖狂，但对黎政委许司令这些现役军人，还是惧怕三分的。Za0F派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彭冲副主任等，都颇为看不顺眼不尊重。生产指挥部Za0F派争着拍军队g部马P，而黎政委这些军人又看不起Za0F派，重用懂业务的人员，而Za0F派又瞧不起地方业务派。这种情况，一直到军代表撤离各级政府机关，才慢慢的发生变化。
黎政委对父亲说，做好业务工作也是突出政治，我调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抓好生产Ga0业务的，光说些不合实际情况的话，他停下来，指着那些Za0F派又接着说，有他们就够了，他们说的b唱的还好听。黎政委的这些话，大大的鼓励了父亲。黎政委对于父亲组织专业人员做出的各种具T业务方案，几乎不做修改，就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名义直接发出。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那时，原先T制的一些管理机构已经瘫痪，为了让经济恢复发展正常运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要重新组建新的机构实施管理。全省的化工煤炭石油企业，要建立这些业务的统一管理机构，父亲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为了组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
那时，一方面，父亲对过去的同事“走资派”重新出来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我们在南京的家，还是我们在徐州的家，都是人来人往。另一方面，为了落实燃料化学工业企业各项生产任务，父亲跑遍了全省，他觉得只有靠前指挥，了解生产一线情况，才能把工作落实。
那时，赵桂香是父亲的上级。她是在农村基层岗位上，被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司令看中，直接提拔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文革中，赵几乎与父亲同时到南京上任，赵没有省里工作经验而一脸茫然，父亲则经过文革折磨而小心翼翼。他们都是实g的人，为了提高全省粮食产量，抓好化肥的管理、生产和分配，有了上下级工作的交集，促成了他们的友谊。
那时，程维高是父亲的下级。他是有魄力且责任心强的年轻g部，工作中不惧困难敢想敢g。程维高在煤矿建设与生产中，努力开拓进取，千方百计提高产量降低事故。父亲是煤矿机械化专家，程经常向父亲请教和切磋有关业务知识，父亲经常向他了解基层情况，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父亲与赵桂香程伟高等人，在特殊时期促成了一段真挚的友谊。
另一方面，“走资派”张子西仍在隔离审查中，他的夫人李阿姨，会频繁到我们徐州会堂对面的家。李经常回忆我父亲和张子西的老同事之间深厚的情谊，常和母亲长时间谈心。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觉得反感，一个医生和一个行政人员能有多少共同语言。
李阿姨每次来都要谈几个小时，李阿姨特别能说，而且母亲并不烦她。我觉得，她们一个是整天忙于坐门诊查病房和上手术台的务实人，另一个是机关整天看风向察苗头的投机人，风马牛不相及。
1970年10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成立。军代表郭振民任局负责人兼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父亲任局负责人兼核心小组副组长，他们是省燃化局的主要负责人。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位于南京市北京西路，一座三层的青砖民国建筑办公楼里。省燃化局一共有三辆小汽车，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华沙轿车和一辆仸尔加轿车，这也是当时省厅局单位的标准小车配置。
省燃化局，管理全省石油化工煤炭三个行业的业务工作。在五十年代，协助省领导管理这些领域具T事务工作的，是省政府父亲所在的一个处，位于总统府行政院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全处大概有七八个人。到了七十年代，仍然是这些工作，但全省燃化工业经济总量增加了许多倍，管理这些工作，是一个相对的厅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父亲七十年代初调回南京，是回归了自己五十年代，在省政府的工作岗位。
【本章阅读完毕，更多请搜索看书网;http://www.kanshu4.cc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寒假后高中开学了，韩老师领着我，走进了徐州五中一个两层小楼的二层，来到了高中?二班。走进教室，见到班长凌黎，一个说话就脸红的漂亮nV孩。那时高中同学经过寒假的野营拉练活动，相互之间熟悉了。我是后来cHa班的，要老实做人，努力融入其中。
班里同学素质b初中好多了，很多同学的家庭环境都不错，有许多漂亮的nV孩，原先我初中同班班花，一起来到了高中，在这里只能排在第三四名。这是我给她的排名，每个男孩子都在心中，给班上nV孩排名。但在那个人X扭曲的时代，班上男nV同学基本上不讲话，只是同X同学有交流，少了许多人生的乐趣。
年轻的高中班主任王广亚，来自农村为人正派且学术修养好。王老师的不足之处，就是去农村麦收时，总是一马当先，人家扛一捆麦子他竟然两?。与初中班主任g活从来不见人影相反，王老师太能g活而且太努力g活了。王老师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小孩子，跟在他的后面，不好意思不努力g活，累的苦不堪言。还好，我们在高中期间，学工学农活动并不多。
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恐怖磨难，我非常低调。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已经接受了她的思想，不当官一辈子做学问。听说我家住在很旧老房子里，家里地面是cHa0Sh的砖，一些同学表现出g部子nV的优越感。这些同学以为高人一等，拿同学寻开心，还说这是看得起。经过文革暴力，炫耀家里官级，我是反感的。我平等待人，低调踏实学习，很快融入了高中同学之中。
班主任王光亚老师做事认真，是一个正派的人。班上选举班委会，是正宗的民主选举，每学期初选一次。每次选举，先由班主任老师提出班委候选人名单，然后全班同学民主投票。选举投票当场开票，得票多者当选，但班长还是班主任在当选班委中指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反映了班上的民意。
高中第二学期初的选举，一个男同学想当班委，却莫名奇妙把我卷入其中。他以前不是班委，不在王老师提名名单中。于是，这位同学选举前表现自己，做了引人注目举动，得到些许同学喝彩。这位同学极具天赋，他出题目，虽只三五同学迎合，却似乎满堂喝彩。这些让宗同学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赢得了同学们认可。
选举前，宗同学向王老师要求，提名以外的同学，也可以参选班委。王光亚老师很开明，投票前，特意告诉大家，可以投其他人的票。我没有想到，班上五十多个人，也就三五投这位同学的票；同样非候选人的我，意外得了三十多张选票。我的票源，主要来自调皮的男生，他们受宗同学鼓动，希望班委会发生变化，但却把票投给了我。
我吃惊这个结果，因为，一是班上大多数同学年龄大我一两岁，一般来说不会选小弟弟；二是班上没人知道，父亲是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主官，母亲在医院不过是科室主任，谈不上为巴结而选我。
无记名选举真的很奇妙，沉默的多数是决定的力量，自有好坏标准，也许是因为我坦言率真。大家选了我，吃惊加杂着兴奋，晚饭的时，告诉了母亲。母亲不以为然，嘱咐我好好学习才是正道，我乘兴而讲扫兴而止。尽管如此，在这个学期，我尊重大家的选择，履行了班委会委员的责任。
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高中第三学期的班委会选举，一方面我感觉到，宗同学做班上男孩子工作，动员不再选我；又一方面，班上有些班委，不喜欢没提名选上来的班委，也在抵触我；再一方面，母亲认为要好好读书，不让我做班委分心。
这些原因，加之我不会表现自己，我做好了下台准备。但是结果，再次让我大吃一惊，我再次当选。我仍然是得到三十多票，但是票源变了，这次得票，主要来自nV同学。由于班主任王广亚正气，班上大多数人的意志，我连任班委到毕业。无人C纵的民主选举，总是能让为人正派的人当选，大多数人是喜欢正直的人。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中，高中班上，也有消及的事物。小小年纪的同学，已经有样学样，与人斗其乐无穷，也会Ga0小帮派，不按照规章制度行事，只顾小帮派利益。我没有参加任何小帮派，独来独往，按照自已思考行事，也不怕为此失去这个班委会委员的“官”。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一天，班上李祥振同学对我说，他想入团。听说后，我马上热心帮助，按照团章的程序规定，积极做好介绍人的工作。一切工作就绪，到了入团的前两天，祥振突然告诉我，要把介绍人换成其他人。我听后先是一惊，知道有人压他了，否则很难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我不在乎当介绍人的面子，理解他的处境，立即表示了同意。
班上有同学悄悄给我说，他是向往家长官大的同学，……，我不置一词。其实不然，他说的不对，在我们班上，小帮派做了小动作。班上这个小社会，反应了rEn社会，像黑社会一样，不按照规章制度行事。我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截胡，是不道德的，但我反感与人斗其乐无穷，马上表态愿意退出介绍人，也不愿知道他换了哪个同学当介绍人。我不愿介入这种g心斗角，对学习和成长都是负担，这个思想贯穿了我的一生。
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人事关系思维简单，不拉帮结派，讨厌小动作，直言快语。如果民主风气正，例如班委会选举，我是受欢迎的；如果不正派人Ga0小动作，例如祥振入团事情，我则会被人暗中算计；毕竟社会的文明，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人的yAn谋之上。
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时，母亲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调函，家要搬回南京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南京总统府，前厅长廊的红柱子，西花园的太平湖，孙中山大总统的办公室，曾朝夕陪伴我三年。我小时候迁到徐州后，那些幸福南京时光，曾多少次在我梦里出现。
可是等我户口迁入了南京，父亲要求我留在徐州上完高中，为我联系安排了学校宿舍。这时父亲过去的同事张子西，派他的夫人李阿姨，找到我徐州会堂对面的家。她对母亲说，高中生住学校宿舍不好，他家徐州西关小h楼的房间多，要求我住在他们家。盛情难却，我和父母亲都被张家夫妇的热情打动，于是我住进了他们家小楼的一个房间。
那天搬家的时候，我和一大群邻居一起，送走了母亲。我们在这里，和最底层的善良人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时光。我一个人留在了徐州，早出晚归，和张家在一个小楼里住。时间久了，我在他们表面的殷勤好客后面，经常听到他们的刻薄谈话，感觉非常不舒服，觉得他们是Ga0Y谋的两面派。
一个月后放寒假了，我来到了南京宁海路四十八号家中，这是一座带阁楼的两层洋房，民国时期是日本武官的公邸，是由民国初期最高法院，一位官建造的。那天我回到家里，在二楼yAn台上站了很久很久，感觉真的好，我Ai南京，总统府，古城墙，秦淮河，……。
晚饭时，我向父亲提出，搬离张家住到五中学校宿舍。我对父亲说出了我对张家夫妇的看法，父亲听了我的话有点生气。父亲当时正在推荐张子西来省里工作，认为他在工作上会是他的好帮手。父亲不会看人的缺点突现出来了，他以为那些表面谦虚谨慎尊重他的人，是可以信赖和重用的。父亲对我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我年少不懂事，不同意我搬出张家。但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经过思考，觉得这样也有好处，能锻炼我的生活能力。
那年的寒假，一家人又回到南京了，我特别开心。我骑着自行车，漫无边际的到处跑，跑遍了南京的每一个角落。我沿着秦淮河边泥泞的小路，一直走到了入江口；我登上了中山陵，大声朗读国父的建国大纲；我站在燕子矶上，眺望滚滚江水东去；我在江宁石林，遐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不过，那时总统府是封闭的，我只能在外面观望，围绕外墙走了一圈又一圈。当然，我也要去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所在地，溜达转转，因为那是我父母亲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