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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在俄亥俄转机吗？我也许能抽空——“
“不，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转。”
“噢，莫莉。也许一切都结束后我会上那里去接你。”
“那我会非常愿意的。”
非常好。
“你的钱够吗？”
“银行会电汇给我。”
“什么？”
“机场的巴克利银行。别担心。”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可现在也是一样啊，在电话里距离都一样。威利向你问好。”
“我也问他好。”
“当心点，亲爱的。”她从没用过“亲爱的”这个词。他已经无所谓了。他不在乎新名字；亲爱的、红龙，都一样。
华盛顿的值班员很乐意地为莫莉做好了安排。格雷厄姆把脸贴近凉凉的玻璃窗，看着大雨浇着他房间下面的没有声音的过往车辆。街道在闪电中从灰色突然变色。他的脸在玻璃上留下了前额、鼻子、嘴唇和脸颊的印记。
莫莉走了。
这一天又过去了，只有黑夜要面对了，还有那个没有了嘴唇的声音在指控他。
劳厄兹的女人一直握着那被烧焦了的手，直到最后一刻。
你好。我是沃拉蕊·利兹，很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电话……
“我也很抱歉。”格雷厄姆说。
他又把杯子倒满，坐在窗户边上的桌前，盯着对面的椅子发呆。他一直盯着它，直到它变幻成黑暗和微尘，黑暗和微尘变幻成了人形，像是悬浮的尘埃组成的阴影。他尽力想把图景整合起来，想看到那张脸。可那图像并不动，它没有表情，没有脸，只有伸手可触的眼神。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格雷厄姆说。他已经烂醉了。“你必须歇歇手了，伙计，直到我们找到你。要是你非要做出什么来，操他妈的，你到我这里来。我不在乎。那样对你会更好的。他们已经有东西协助你停下来了，帮你停止这么欲望强烈地干坏事。帮帮我，帮我个小忙。莫莉走了，老弗雷迪死了，就剩你和我了，正大光明地来吧。”他向桌子前探过去，伸手去抓，可那幻影即刻消失了。
格雷厄姆在桌子上低垂着头，脸颊放在前臂上。打闪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窗玻璃上留下的他的前额、鼻子、嘴唇和脸颊的印记，一张不断有水滴流下来的脸。没有眼睛，满是雨水。
格雷厄姆一直想方设法希望了解“巨龙”的精神世界。有些时候，在静得能听到自己呼吸的遇难者的房间，那“巨龙”曾经走过的空间似乎要开口说话。
有时候格雷厄姆觉得他离得很近。一种在以前的办案中也经历过的感觉最近一直缠绕着他：一种被嘲弄的感觉，因为相信自己和“巨龙”在一天的各种时间里做着相同的事，相信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有相仿的细节。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里的巨龙和他同时在吃饭、洗澡，或者睡觉。
格雷厄姆竭尽全力想了解他。他想在幻灯片和注射器耀眼的闪光的后面看到他，从警察局报告的字里行间出现，想透过指纹的毛孔看到他的脸。他竭尽所能地想了解他。
可是要想理解巨龙，要想听到他的黑暗世界里的冷冰冰的滴水声，要想从他的红色的薄雾里看世界，格雷厄姆必须看到他以往从来没有看到的事物，他必须能跨越时空……
25
01
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1938年6月14日
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疲倦而且浑身疼痛，在市医院门口下了一辆出租车。她艰难地爬台阶的时候，热乎乎的风带着沙砾吹打着她的脚踝。她手里拉的行李箱比她身上穿的松垮垮的工装要好对付一些，她压在隆起的腹部的网眼状的提包也一样。她的提包里只剩三枚硬币了，加在一起只有六毛钱。她的肚子里怀着弗朗西斯·多拉德。
她告诉接待处的护士她叫贝蒂·约翰逊，其实这是谎话。她说她的丈夫是个音乐人，可是她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倒是真的。
他们把她带进慈善区的一个母婴病房。她并没有向两边其他的产妇张望，而是低头看着脚下的走廊。
四个小时以后她被推进产房，在这里弗朗西斯·多拉德出生了。产科医生说这孩子“更像一只扁鼻子的蝙蝠”，又一句真话。他生来就在上嘴唇以及硬腭和软腭上有双向的裂缝。他嘴的中央向下塌陷而且向外突起。他的鼻子是扁平的。
院方的负责人决定先不把婴儿让他的母亲看。他们等着看婴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存活。他们把他放在婴儿室靠后面的床位上，把他放在观察窗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呼吸，却不能吃奶。他的上腭有缝，所以他不会吮吸。
第一天的哭声不像一个吸入海洛因的婴儿那样持续，可是却是一样剧烈。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虚弱得只能轻轻地哭号了。
在下午三点交接班的时候，他床边来了一个粗壮的背影。普林斯·伊丝特尔·迈兹，二百六十磅重，妇产科的清洁工和护工，站在他床边看着他，双手搭在胸前。她在病房待了二十六年了，看过三万九千多个婴儿，她知道孩子只要会吃就能活。
普林斯·伊丝特尔从主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让这个孩子死。她不能确定医院负责人是不是得到了。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橡胶的瓶塞，它的顶端被吸管穿了个孔。她用胶塞吸了些奶。她的一只大手就可以抱着婴儿并且扶着他的头。她把他贴近自己的胸口，直到确信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然后她把他的嘴唇轻轻拨开，把瓶塞里的奶挤到他的喉咙里。就这样他喝了两盎司的奶，然后睡着了。
“嗯哼。”她说，把他放下，提着尿布捅又接着干她平时干的活去了。
02
到了第四天护士们把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挪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曾经住在这里的病人留下的蜀葵被插在一个釉瓶中，放在脸盆架上，它们开得正盛。
玛丽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脸上因为妊娠而产生的虚胖正在消退。医生开始对她说话时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看着医生，能闻到他手上浓烈的香皂味。她起初并没有听到医生在说什么，而是想着他眼角的鱼尾纹，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她闭上了眼睛，等着他们把婴儿抱过来。
最后她睁开眼睛。她失声尖叫的时候，他们把房门悄悄关上了。然后他们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第五天她独自离开了医院，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再也不能回家了，她的母亲早已明确地告诉过她了。
玛丽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她数着路灯之间走的步数。每走过三个路灯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还有只皮箱。在每个小镇的汽车站旁边都有当铺。这种歇脚的方法是她从流浪的丈夫那里学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还不是整形手术中心。在这里，你的脸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弗朗西斯·多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弹力带把婴儿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缩回来，然后用一种现在已经过时了的长方形缝合技术把他上唇的缝合拢。手术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有困难，他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很正确——修补婴儿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长到五岁以后再做。在婴儿时期做这样的手术会让他的脸扭曲的。
一个本地的牙医自愿做一个堵塞器吸在上腭上，这样婴儿吮吸的时候不至于将食物灌进鼻腔。
婴儿在斯普林菲尔德孤儿院待了一年半，然后进了摩根·李纪念堂孤儿院。
S。B。“巴迪”，洛麦克斯教士是孤儿院的院长。“巴迪”教士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弗朗西斯是个“三瓣嘴”，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许这么叫他。
“巴迪”教士建议他们为他祈祷。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