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00多级台阶,来到戴公祠大门前。此时,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4名军统特务早已埋伏在楼内。
时年不满18岁的杨拯中腰脊佝偻,捧着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一间小屋。杨拯中刚踏进房门,突然,王少山、林永昌手持匕首,狠狠地朝杨拯中腰间刺去。
“爸!”杨拯中惨叫一声,随即倒地,一口鲜血溅在手里的骨灰盒上。怕惊动杨虎城,两名凶手又是几刀,把杨拯中的腰椎刺断。
听到儿子惨叫,杨虎城急忙回头扫视。此时熊祥的匕首一下捅向了他的腰间。杨进兴迅速奔跑过来,用手帕捂住了他的嘴,熊祥又是几刀。杨虎城痛苦地挣扎了几下,重重摔倒在地。杨进兴挥挥满是鲜血的手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后车上的小崽子,就交给你们了!”
宋绮云一行到达后,王少山立即将徐林侠杀害,杨进兴和熊祥将宋绮云杀害。杨钦典冲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小萝卜头拼命挣扎,小腿乱蹬。杨钦典连忙捂嘴,想闷死他。手忙脚乱半天,小萝卜头还在呻吟。杨进兴见状,大骂杨钦典废物。他挥舞匕首,凶狠地朝小萝卜头的脊背又刺了致命的一刀。宋绮云、徐丽芳夫妇和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就这样也命丧屠刀下。3个多月后,阎继明和张醒民在重庆大屠杀中遇难。
而后,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一座花台里。为了保守秘密,凶手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令人奇怪的是杨拯贵的尸体一直未找到,只有一块连着头发的头皮。
9月10日,毛人凤对众“杀人有功”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杨进兴各得银洋200元,张鹄得150元,杨钦典等各得50元。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杨进兴参与杀害了27人。27日中午,杨进兴以谈话为名,将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骗到杨家山黄泥堡脚下秘密枪杀,并抢走了黄将军的一只游泳表和一顶呢帽子。接着,杨进兴又将何仲甫等7人分两批杀害于“桃园”。晚上10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误入军统训练班的进步人士宣灏等12人被押出白公馆牢房,押到步云桥侧面军统的“四一”印刷所房内集体屠杀。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丧尽天良的特务杨进兴抢过孩子一枪打死,又将他们的父母杀害。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上午11时,杨进兴奉周养浩之命来到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稽查处的刽子手一起,将关押在市区内中正路(现新华路)“新世界饭店”内的艾仲伦、黄细亚等32人,用卡车押往磁器口松林坡杀害。杀红了眼的杨进兴,身背弹夹,腰间别了3支手枪,一口气杀了6人,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12时许,大屠杀完毕后,杨进兴等刽子手爬上稽查处未熄火的汽车,急匆匆向成都方向逃去。
三
“11·27”大屠杀两天以后,重庆解放了。在随即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一大批作恶多端、拒不登记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捉拿归案,依法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可是,在大屠杀中欠下血债的刽子手仍有少数下落不明。尤其是杨进兴,更为脱险志士和死难者亲属切齿痛恨,抓不到杨进兴,死者难以瞑目,生者万难心安!
整整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没有一点关于杨进兴的线索,重庆市公安局于1955年春成立了“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的侦察员组成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小组,张开大网,分兵出击,深挖猛追。追残敌小组各路干警,深入全川乡镇,进入各地关押案犯的大小监狱寻找线索,但是,直到年底,杨进兴这个凶残狡猾的刽子手仍然渺无踪影……杨进兴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4)
1949年12月5日,杨进兴逃到成都后的第二天,在成都观音巷“成都大饭店”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潜伏下来打游击的任务,领得1165块银元的活动经费,怀揣着成都警备司令部通行证和与特务接头的介绍信,一行18人朝川北华蓥山方向窜去。途经三台、绵阳到射洪县时,汽车抛锚了。正在这时,听溃兵说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众特务连汽车也来不及修,就在双溪镇过河如鸟兽散四散逃命。
12月11日中午时分,在川北南充县到岳池县的大道上,匆匆走着三位肩扛滑竿的农民。他们是南充县青居乡馨盘和平三村的汪大才、滕明清、滕明忠。当三人走到永安乡红岩湾,迎面碰上了两男两女,那30出头的男子,身高1。8米,眼横眉浓,腮帮子上吊着两砣横肉,穿一身黄呢子衣服,手腕上戴着一块外国游泳表。那女人一头烫发,外穿一件红色呢大衣,不时用公鸭般的嗓子嘀咕着。这对男女身后,一个跟随模样的年轻人,身背一只口大底尖的“山丘”背篼,怀抱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嗨,抬滑竿的‘丘二’(帮工)!”那30出头的男子话音未落,便立刻改换了语气,客气地说,“三位兄弟,我堂客、细娃来不起了,做件好事,帮忙抬到前面永安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带有浙江尾音的四川话,顺手摸出了六角生洋。路上,那两男两女饿了,请滕明清帮他们买吃的。可解放才一天的永安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满街乱窜,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的。滕明清见买不到食物,便提议:“到我家煮稀饭吃,吃个热烙。”
“小兄弟,你家有多远?”
“不远,就在前面山脚下的嘉陵江边上。”
那30多岁的男人沉默了一阵后,转身对那年轻女人和跟随低语了一番,那年轻跟随便独自背着背篼向后转,顺原路走了。然后,那男人领着女人和女孩来到滕家。在做饭和吃饭的过程中,那男人一面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一面介绍起自己的身世。饭后,他便提出想在滕家暂住几天,等路上稍安宁些再走,先付五升米的房租,伙食照实算。老实巴交的滕明清见对方拖堂客带娃崽,说得可怜兮兮的,就答应了下来。
次日,那男的掏出两块银元,托滕明清打酒割肉,请村上保长许绍兵、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7人坐了一桌,吃喝间,那男人叙述了他的身世:
“我叫杨大发,广安县代市场人,6岁那年父母双亡,跟随做生意的叔父杨济生到江苏无锡,给人当放牛娃,10岁开始,靠卖饼子度日。12岁那年到浙江金华做小本生意,卖水果、香烟。民国22年到重庆南岸做水果生意,民国30年与田德俊结婚后,到江北县当过土木石工的包工头。民国32年失火把房子被烧了,只得带着堂客到成都后子门街做水果生意糊口。现在成都兵荒马乱的,只得回老家做庄稼。一想到离家20多年,家中无房、无土、无先人,再想而今眼目下,沿途‘棒老二’(即土匪)又多,在射洪的路上,我们的两只箱子都遭抢了,走路提心吊胆的,所以打算在这里暂住一些日子,等到清静了再离开……”
杨大发把自己的辛酸史说得哽哽咽咽,眼泪直淌,全席人无不为之动容、唏嘘不已,便都同意他在村里暂住些日子,就地谋生。
几天后,杨大发夫妇换上了土布衣服。从此后,他就跟着汪大才、滕明清、滕晓忠等人,搭伙抬滑竿度日。“吃得亏,打得拢堆”杨大发总抢着当后联手,汪大才称赞说:“老杨肯卖力。”杨大发不答腔。
转眼到了正月间,杨大发已经在此住了三个月时间。他付了二十个银元的押金,佃了滕明华的两亩土地耕种。接着,他在村上找了一家姓杨的认了“家门”;又带着堂客和女儿,认了一家干亲家,一家娘家亲。
等到土地改革时,杨大发被划为贫农成分,在烟山脚下扎下了根。凡认识杨大发的人,无不称他是个好贫农。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凡是村上开会,无论刮风下雨、白天晚黑,杨大发从不迟到早退。1951年初,岳池各区、乡政权日益稳固,乡、村建立了贫民协会。杨大发积极协助县委工作队走村串户,用自己在重庆做人力车夫的现身说法,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到动人处,往往声泪俱下。除了在诉苦会上积极发言,他平时还主动参加斗争、看管地主的工作。全村分胜利果实,身为贫农的杨大发分得土地1亩7分,一间半房屋。他又将分得的四斗粮食,拿出一半捐给村农民协会。平日里,杨大发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下地做活。落雪下雨天,别人在家休息,他照常出工。他田里的草锄的干干净净。粪坑积的满满的,粮食年年增产。村上办夜校,他夫妻俩带头报名参加,能识三百多字。成立互助组时,杨大发被选为互助组长。在组里,他主动承担那些又累又脏的活干,还经常帮助组员干活,被评为“模范互助组组长”。乡上修公路,他挑土运石十分卖力,几次把筐绳担断,被评为筑路模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杨大发带头晒干风净自家的粮食,大热天踊跃送粮到仓库,带领全组首先完成任务,受到全乡的表扬。政府推广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他也是带头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