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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动手。”
“别跟我说你没想过。”
谢伊将高脚椅拉回来，重新坐了上去，眼睛一直盯着我。
“怎么做？”
我没有眨眼，只要稍微迟疑，他就会当成小孩胡说八道，掉头就走，顺便带走我们的机会。 “他经常气呼呼回家，每星期有多少晚上？楼梯快要塌了，地毯也破了……他早晚会被绊倒，连摔四级楼梯，撞到脑袋。”光听自己大声说出口，我心脏就几乎跳到喉咙。
谢伊喝了一大口酒，认真思考，接着用指关节揩揩嘴巴。 “摔倒可能不够，搞不定。”
“也许行，也许不行，但至少能解释他脑袋为什么破一个洞。”
谢伊看着我，眼里除了怀疑，还带着从小到大头一回出现的敬意。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这得两个人做。”
“你的意思是，你一个人没办法搞定。”
“他可能还手，可能需要移动他，可能有人醒来，可能需要不在场证明……一个人动手很可能出什么差错，两个人的话……”
他用脚踝勾了一张高脚椅过来。 “坐吧，晚个十分钟回家没区别。”
我拿到酒，我们两人手肘靠着手肘坐在吧台喝酒，大眼瞪小眼。半晌之后，谢伊说， “我试了好几年，想找出办法离开。”
“我知道，我也是。”
“有时候，”他说， “我有时候觉得要是想不到办法，我可能会疯掉。”
从小到大，这是我们最接近兄弟交心的谈话，感觉真是好极了，让我吓一跳。我说： “我已经快疯了，不走可能疯掉，我感觉得出来。”
他点点头，一点也不意外。 “是啊，卡梅尔也是。”
“有时他发作之后，洁琪会变得不大对劲，恍忧惚惚。”
“凯文还好。”
“那是现在，就我们所知。”
谢伊说： “这么做不但对我们好，对他们也是最好的事。
我说： “除非我搞错了，否则这不只是最好的事，也是我们唯一能够为他们做的事，唯一的。”
我和他的目光终于交会。酒吧更吵了，有个家伙兴奋地讲到笑点，角落传来粗鲁淫秽的哄堂大笑声，但我们眼睛眨也不眨。谢伊说： “我想过这么做，想了两三次。”
“我已经想了好几年。想很容易，做起来……”
“是啊，完全不一样的，会很……”谢伊摇摇头，眼睛四周浮现白圈，只要呼吸鼻孔就会张大。
我说： “我们行吗？”
“我不晓得，我不知道。”
又是漫长的沉默，两人各自回忆最喜欢的父子时光。 “行吧，〃我们同时脱口而出， “应该可以。”
谢伊向我伸出一只手，脸上是红一块白一块。 “好吧，”他呼吸急促地说， “好吧，我干了，你昵？”
“我也干了，”我说着和他击掌握手， “我们上吧。”
我和他都拼命用力，仿佛想要弄伤对方似的。我感觉那一刻在膨胀，向外扩张，伸向四面八方，令人晕眩、愉悦而微微不适，有如注射药物，你知道它会让你终生残废，但那感觉实在太美好，你只想让它更深入血管之中。
那年夏天是我和谢伊主动靠近彼此的唯一时光，每隔几天，我们晚上就到黑鸟找一个舒服隐密的角落聊天，反复讨论计划，从各个角度检视、精练，去掉行不通的部分，重新来过。我们依然痛恨对方，但那不再重要。
谢伊每天晚上都去找卡波巷的努雅拉·曼根闲聊，献献殷勤。努雅拉烦人又智障，而她老妈眼神之呆滞，简直是邻里第一。几星期后，谢伊趁努雅拉邀他回家喝茶，从她家浴室柜偷了一大把安眠药。我到伊莱克购物中心的图书馆啃了几小时医学书，想找出需要多少安眠药才能让一个九十公斤的女人和七岁小孩睡得听不见骚动，但必要时又叫得醒。谢伊大老远跑到贝里费莫买漂白水，作为清理现场之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警察也不会多问。
我突然变得乐于助人，每天晚上都帮老妈做甜点。老爸骂我是玻璃，讲得非常难听，但我们每天都朝目标迈进一步，这些话也就变得更容易忍受。谢伊从工作场所偷了一把铁锹，和香烟一起藏在地板下。我们很擅长这些，我和他，天生就有本事，我们合作无间。
各位说我变态也好，但我真的爱死了做计划的那个月。我偶尔睡不好，不过几乎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感觉就像建筑师或电影导演，有长远的眼光与计划。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策划如此庞大复杂的计谋，要是做对了，将会非常、非常值得。
忽然间，有人给了老爸两周工作，表示他最后一天一定深夜两点才会回家，血液酒精浓度高得根本不用警察测量，也表示我们不再有理由继续等待。倒计时开始，我们还有两周。
我们不断背诵不在场证明，最后连睡觉都能脱说出。个家人一起吃饭，饭后吃雪利蛋糕，我爱做家务的成果。雪利酒不仅比水容易溶解安眠药，还能盖过药味，一人一份蛋糕则表示可以按不同剂量下药。到葛洛夫的迪斯科舞厅，在城北，找新的可爱女人搭讪，半夜被赶出来，理由是老套的太吵太闹，带外面的啤酒入场。走路回家，途中在运河边把剩下的啤酒喝完。三点左右到家，安眠药的药效应该开始消退，只见亲爱的父亲躺在楼梯底端的血泊中，我们大吃一惊。接着是人工呼吸，可惜太迟，疯狂敲打哈里森姐妹家的房门，猛打电话叫救护车。这些事除了中途停留，几乎都是真的。
也许我们会被逮到，不管有没有天赋。我们毕竟是业余杀手，遗漏了太多东西，也有太多地方可能出错。就算在当时，我也约略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不在乎，我们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