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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答得谨慎： “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少来了，球王，你才没那么逊。”
球王叹了口气，伸手拢拢头发，将头发拍回原位说： “根据库柏的说法，死者是年轻成年女性，可能在那里待了五年或五十年。在她被送上解剖桌之前，他只能说这么多。鉴证科发现一些不明的破烂物品、一枚牛仔裤钮扣和五六个金属环，可能是靴子的鞋带孔。头发也许是红色，但很难说。”
那一坨不晓得沾满什么的黑色。我说： “可能的死因昵？”
“天知道。库柏那死家伙——你认识他吗？他只要看谁不顺眼，就会给谁难看，偏偏他就是不喜欢我。除了她死了，其他什么都不肯明说，不骗你，福尔摩斯。就我看来，很像有人用砖头重击她头部数次，头骨都开花了——但谁晓得，我只是个警探。库柏还在喃喃自语，说什么死后侵害和受压骨折……”忽然间，球王眼睛不再瞟向马路，紧紧瞪着我说， “你干吗这么感兴趣？该不会是哪个线民为你死在这里吧？”
这么欠揍的人还能活到现在，我实在百思不解。 “我的线民没有被人用砖头敲过头，球王，从来没有。每个人都过得幸福美满，长命百岁。”
“哇哦，”球王双手一摊说， “小的该死。既然她不是你的手下，你何必在乎她出了什么事？而且，我不是挑毛病，但你又怎么会刚巧出现在这里？”
我把他该知道的告诉他，反正他也会从别人嘴里听到：年少的爱情、午夜约会、被人抛弃的英雄独自迈向冷酷的世界、聪明的抽丝剥茧。等我说完，球王睁大眼睛，神情敬畏带着一丝同情，我看了就讨厌。
“靠。”他说了一句，其实这个结论下得不错。
“深呼吸，球王，那已经是二十二年前的往事厂，爱火早烧完了。我会来这里，只是因为亲爱的老妹在电话里像是犯了心脏病一样，把我整个周末搞砸了而已。
“不过，兄弟，你还是快了一步。”
“我想哭的时候，一定会找你。”
他耸耸肩： “我只是说说。我不晓得你的办事方法，但我可不喜欢向我老板解释。”
“我老板非常体谅下属。对我好一点，球王，我有圣诞礼物给你。”
我将手提箱和装着菲菲相片的封套交给他——这件事给他办一定比我还快，也比较少阻碍，反正戴利先生似乎不再是头号嫌犯。球王检查提箱和封套，仿佛上头沾了传染病菌似的。 “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两样东西。”他问，“假如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请几位下边的伙伴检查检查，只要研究个大概就好。”
球王眉毛一挑，但没说什么。他翻翻封套，读出上头的标签：麦特，戴利、泰瑞莎·戴利和诺拉·戴利。 “你觉得是家人干的？”
我耸耸肩： “近水楼台嘛。调查的好起点。”
球王抬头瞄了一眼。天空黑得像是傍晚一样，几滴大雨点掉下来，仿佛是下定决心真要下了。人群逐渐散去，继续做刚才的事情，只有几名小混混依然徘徊逗留。他说： “我这里还有两三件事要做，接着我想找女孩的家属简单谈谈，然后我们应该去喝几杯，就你和我，如何？聊聊现况。那小子可以留着看住现场，算是磨练。对他有好处。”
他背后的声响变了，在屋子的底层：一道长长的摩擦声，有人嘟囔的声音，靴子踩踏中空的木板的声音。几个模糊的白色身影闪过，带着阴影层层叠叠。光线从地下室窜出，有如炼狱的火光。殡葬人员将猎物抬上来了。
老人猛吸一口气，低声祷告，享受这一刻。殡葬人员低头躲避渐大的雨势，走过我和球王身边，其中一个已经开始抱怨交通。他们离得很近，我只要伸手就能摸到尸袋。袋子摆在担架上看不出形状，薄得像是没装尸体，轻得像是没有东西。
球王看着他们将担架送人厢型车后座。 “我去去就回来，”他说， “别跑开。”
我们去了几条街以外的黑鸟酒吧。由于这里较远又都是男人，所以消息还没传来。我第一次喝酒，就是在黑鸟酒吧。那年我十五岁，头一天到工地打工搬砖。对酒保乔伊来说，只要做大人的工作，就可以喝大人的饮料。乔伊离职之后，换了一个戴着同款假发的男人。酒吧里不再烟雾弥漫，却布满发酸的酒臭与体味，浓得化不开，除此之外没什么改变。墙上依然是不知名球队的龟裂黑白相片，吧台后方的镜子还是斑痕点点，假皮坐椅开膛破肚，五六个老家伙占着高脚椅，几个男的穿着工作靴，大多是波兰人，好几个一看就是未成年。
球王还没忙完，于是我让他坐在隐密的角落，自己到吧台去。等我拿酒回来，他已经拿起一支时髦的名牌钢笔，在记事本上奋笔疾书——重案组的家伙显然看不上便宜的毕罗圆珠笔。 “所以，”他一手阖上记事本，一手接过酒杯说， “这里就是你的老家，还有谁知道你老家在这？”
我对他咧嘴微笑，笑中参了一点警告。 “你一定以为我家在狐岩的别墅区，对吧？”
球王笑了。 “那倒没有。你一向表明自己是，呃，小康出身。但你从来不说细节，因此我以为你应该住在高楼大厦，没想到是这么，怎么说呢？多彩多姿的地方。”
“说得好。”
“根据麦特和泰瑞莎的说法，你和萝西私奔之后，就再也没回这里了。”
我耸耸肩说： “一个人能够承受的家乡是有限的。”
球王用啤酒泡沫画出一个漂亮的笑脸。 “回家感觉很好，对吧？即使和你想象的不大一样。”
“前提是家乡有好东西，”我说， “但我很怀疑这一点。”
他用痛苦的眼神看我，仿佛我在教堂放了个屁。 “我觉得，”他向我解释， “你应该用正面的角度看。”
我瞪着他。
“我是说真的，将事情由负转正。”他说完将啤酒杯垫一翻，表示就像这样。
换作平常，我一定直接告诉他这个建议有多烂，但因为我有求于他，只好压在心里。 “教教我吧。”我说。
球王仰头喝酒，摧毁泡沫上的笑脸，朝我摇摇手指。喝完一大口之后，他说： “相由心生，只要你相信事情对你有利，事情就会对你有利，懂吗？”
“不是很懂。”我说。球王只要肾上腺素分泌就会开始说教，就像有人喝了鸡尾酒就会流泪一样。我真希望刚才多点一杯烈酒。
“重点是信念。这个国家能够成功，靠的就是信念。都柏林的房地产真的价值每平方英尺一千英镑？放屁。但房价就是一千英镑，因为大家相信它是。你和我，弗朗科，我们都踩在浪头前端。八十年代的爱尔兰就是一团狗屎，半点希望都没有。但我们相信自己，你和我，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说： “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擅长。老天保佑，希望你也是，兄弟，因为我想破这个案子。”
球王瞪着我，似乎想打架。 “操，我对自己的工作在行得很。”他对我说，“他妈的在行到极点。你知道重案组的平均破案率是多少？百分之七十二。你知道我的破案率又是多少？”
他等我摇头。 “百分之八十六，小子，八十再加六。今天我来算你好运。”
我点点头，勉强挤出敬佩的微笑，让他赢这一局。 “嗯，应该吧。”
“妈的，当然是。”得胜之后，球王靠回长椅，忽然身体一缩，随即狠狠瞪着坏了的坐垫弹簧。
“也许吧，”我举起酒杯对着灯光，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一边说， “也许今天对你、对我都是幸运日。”
“怎么说？”球王狐疑地问。他这家伙够了解我，知道不能大意。
我说： “你想想看，你每回遇到一个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
“有人俯首认罪，外加目击证人和鉴证迹证。”
“不对不对，你没领会到我的意思，球王，你想偏了，我要你想得普通一点。简单说，身为警探，什么是你最大的资产？全世界你最喜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