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病毒，就有什么样相应的杀毒程序、软件问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水涨船高。托福、GRE ，雅思，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准备的水平考试，现在叫WSK ，
应有尽有。
破解题型，讲解规律，辅导词汇、语法、翻译、写作几大项。
毛榛报的是周末班，每周六、日上课，每天六小时，从早八点半开始上课。报
名的人十分之多，学校租了万泉河畔原来印刷厂废置的厂房作为授课地点。到了那
个厂房一看，十分空旷，比一般学校的阶梯教室的容积还要大，是平面的并且各种
设施齐全，桌椅板凳、黑板黑板擦、播音器小喇叭，应有尽有，后排的同事也能清
晰听到声音。
看来这里早就是他们专门的授课地点了。隔壁教室还有托福班在上课。连门前
卖煎饼的、卖汉堡包和热牛奶的，也都拉着煎饼鏊子车、端着微波炉，每天中午学
生们下课放学时按时开业。
因为中午只休息一小时，老师们是上下午轮流换人的，可以回家吃饭，学生就
只能简单对付一口，下午继续听课。
就业紧张，留京难，新世纪未来对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的需要，都促使世纪末的
时候考研的人呼啦一下比往年多出几倍。高学历也许不等于高素质，但是没有这个
学历，招工单位根本就不要啊！这个事实是客观的，也是无情的。像毛榛她们研究
所，以后只进博士了。
一共八周课，这八周却正好横跨了北京秋冬季最冷的季节。从11月底到12月中
旬。暖气烧得半死不活，况且屋子太大，顶棚太高，只能稍微有点热乎气，保持在
不冻手的状态。但是脚还是凉的。
坐到这里，毛榛才能明显感觉出自己岁数大了，体力不行。一天六小时冰冷的
屋子坐下来，窝得肚子疼，腰疼，腿脚关节凉。这等于是强化体力训练，更是强化
脑力训练，大量大量的语法往脑子里硬灌，塞得满满登登，脑仁儿都发胀得慌，消
化不了，必须经过一星期的反刍，回去之后自己做题、复习一遍，才能加深一点印
象。否则，讲完课就全忘了。
再一看，来的基本上都是应届生，往届生也有，但是少。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
那正是十三年前毛榛第一次来北京时的青春年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毛
榛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他们的体格多好，骑起自行车来，欢蹦乱跳的；再说，刚
刚二十出头的小孩儿，脑子多空啊！除了复习、考试，偶尔可能再有一点校园恋爱，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对未来，只有期盼，憧憬。
毛榛不行。参加工作十多年来，带着一脑子的社会病毒重新走进课堂，难以精
力集中。况且，吃饱穿暖喝酒聊天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再去艰苦，就有些承受不住，
身体本能的抗拒性反应。在第一天听课时，课堂上就冻得跑了两趟厕所（老师压堂，
不及时下课）。中午一小时休息她顾不上吃东西，打车就跑回家，现套上条厚毛裤
又忙打车跑回来。陈米松在家开着电脑写出版史呢，对她突然跑回来略觉诧异，因
为他知道她要上一天的课。毛榛对他表示羡慕，说：“你多幸福，暖暖和和在家写
字，我都快要冻死啦！”
陈米松给她冲上一杯热咖啡，她匆匆忙忙一口喝下，转身背着书包又跑掉了。
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作者：徐坤
第六篇
艰苦的复习，就从万泉河畔的印刷厂厂房里开始了。新东方的老师是厉害，对
于历年的考研题了如指掌，出了一个句子，一个句型，一个单词，一个语法现象会
告诉你说这个在哪哪年的题里出过，然后举一反三。讲课完全是有针对性的，就告
诉你面对考试怎么处理。作文写作，完全是八股式的，三句话就得分，单词别错，
语法别错，就得了，不需要你像写中国文章似的非要天花乱坠。
毛榛就暗自感慨：考硕的学生，这要是考不上就只能怨自己太笨，太笨。应试
训练已经练到这种程度，怎么说也得考个及格。新东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难怪人说，托福600 分以上的，都是在新东方学过的学生，曾经有几个答满分
的同学，更是新东方老师一手调教出来的。因为新东方讲课的老师本人就曾得过满
分，据说他的脑子，不装别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题库。一考一个准，一答一个
准。
中午休息的那一个小时，有的学生骑车回附近学校吃饭，有的买盒饭（盒饭也
跟进来了），煎饼、汉堡包，在教室里吃。
毛榛通常一个汉堡包一杯热奶，先端教室里吃完了，然后自己出去走走，沿着
万泉河边散步。室内暗无天日，外面，冬日的阳光却正好，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荡着些许寒意，也漾着几丝温暖。
去的时候，是迎着阳光，太阳在东南方向，和蔼地照耀。枯了的树梢，是金色
的，行人的脸上、自行车轮廓也是金色的。回来的时候，是背着太阳，能够看到自
己的一点影子，在真实的自我前面跑。她在踩着自己的影子跑。得出这个念头，她
感到好笑。
她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悠闲的走着的时候，离陈米松离家出走提出离婚的那个
时刻，愈来愈近了。
一天天地临近了。
家里。陈米松也在进行写作冲刺。他的出版史书稿已近尾声了。他为了尽快了
结这桩心事，曾经租单位旁边的招待所住，为了能离得近点，为了能熬夜，能早点
起，能有充足的睡眠。离家时他把电脑搬走，拿去写。她不用电脑，她只是做题和
背单词。但他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心疼钱，一个月要三千多块钱，又回来了，在家
里继续完成剩余的一小部分。
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闷和紧张。两个人几乎是顾不上说话，一人伏一张桌子，各
干各的。她疯狂地做题，复习、预习；他疯狂地在电脑上敲击；她恨不能长出八个
脑袋来，按题型分别记忆，一本书只输进一个专门的脑袋里；他则恨不能长出二十
六根手指，一根负责敲击一个字母，最后它们自动归总、将意思合拢。
他们不怎么说话，按时髦的说法是“都在为自己的事业而拼搏”。
这两个月，就在1999年最后这两个月里，他同时要应付的还有最后一班福利分
房问题。分房子，评职称，提升……每次都是为这种事打破了脑袋。这就是体制下
所统辖的各机关单位的特点。人们要去争，去说理，盯着上家，防着对家，踏破房
产科门槛。尤其是，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谁都不愿错过这最后一班车，错过去，
以后就没人管了。
他们也不例外，也得去争，去游说。
这个艰苦的任务完全落在陈米松身上，因为是他们单位在分房，她的分数累加
在他的分数上面共同计算。能够分上显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要分得位置好一些，
楼层好一些，这个就显得比较困难。
陈米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吵了不少架，红了不少脸，才争到了安贞桥一带三
环边上塔楼的一个大两居，建筑面积有八十多平方米，比现在住的房子大了一倍。
但是他仍然不敢懈怠，不到最后签字画押时，是很难说最后就分到了你手里。
他们都战战兢兢，同时又热切等待着。知道年底以前，肯定要全部分完，要落
实下来的。
毛榛这时候也赶到了节骨眼上，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这时候开始了。
她要参加高级职称。在她们这种科研单位，每年的职称评定是一件惊天动地振聋发
聩的大事。因为这种单位惟有学术头衔是认定其自身价值、成果高低的标准。
毛榛已经连续两年参加述职，但是没有评上。名额少，人员多，每年还总有新
来的博士要插队、转正，优先参加评定，一下子就把名额搞得更紧张。毛榛受刺激，
这也是她想考个博士、准备以后直接?